积累的知识，是理解口头表述的前提。这些由讲述者和听众共享的知识，就构成了传统的内容。民俗学诚然是关注形成为“制度”和“传统”的东西，也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有别于历史学（口述史）。对民俗学学科而言，不是任意民间文化事象都是理想的研究对象。民间文化事象就像是汪洋大海，任何想要总体描述它、或者是穷尽它的企图都是注定要落空的。那么怎么遴选对象呢？怎么通过个案研究而抽象出规则来呢？只有一个另外的可能：那就是研究对象要高度类型化。而众多民俗事象倒是高度类型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学的对象往往是一些典型的样本。通过研究一个样本，能够解决一系列具有同一性的问题。例如通过史诗演唱研究，我们试图探索民间大型韵文叙事的基本构造和法则。通过歌手的个案追踪，希望描述民间社会的表演制度和表演者的社会角色，同时希望了解个人与整个传统的关系。
口述史的方法，就包括对访谈形成文本的分析阐释，这种阐释包括大量引入通过其他文献渠道获得的相关背景知识的交待，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同说法之间精细的比较参照，从而试图廓清真伪。民俗学的方法，也多是从文本入手，但更多地关注个别文本背后的整个“传统”。因为，每一个表演出来的文本，都具有某种随意性和偶然性，都是不可再现的和不可重复的。因此，民俗学者坚信在同一个“故事”不同场次的版本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差异。表演者的记忆力、现场的心态、听众的反应，都在在影响到表述本身。所以，民俗学讲究“深入访谈”，讲究对研究对象内部知识的深入了解，从而描摹民俗事象背后的传统。这个学科特点，有时候就成了它的局限。当我们过分关注“地方性知识”体系的时候，往往不够注意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也就使得我们的研究，缺少了一个纵向的线索。这个倒是我们应当向历史学方法学习的地方。再者，我们反复强调类型，其结果是我们对在历史进程中行动着的鲜活个体的创造性活动，丧失了应有的敏感性。
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
孙庆忠
（人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口述史（oral history）与作为民俗学研究主体领域的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虽然都是以口头叙述的方式呈现，但前者受到个人生命周期的限制，主要是对个人亲历的生活事件及感受的叙述；后者则是世代相承的口述证词，主要指神话、传说、故事、民谣、谚语等文艺样式。口述历史最为突出的功用在于收集口述凭证，弥补文字资料的不足。而作为集体传承的程式化了的口述传统则是唤起民族历史记忆，激发其自我意识，进而建构族群认同边界的主要依据。
当下笔谈的主题是口述史，笔者拟从文与野、主与客的关系切入，对口述历史与口述传统的特色谈些体会，与相邻专业的学者切磋。这里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民俗学研究的口头传承文本是研究者通过田野作业发掘的，而口述史的相应文本则是研究者通过访谈制造的。
Oral一词根据不同的上下文被选择用不同的汉语语词来表达，翻译透露的修辞含义当然不言而喻，这里或许还能进一步窥视到口述与文字在互动中的不平等关系，因为与文字的大传统相比，凡带了“口”的都已经明白告诉世人它的小传统地位。口述史在历史学中处于非主流的地位，也因其“野”一再招到正统历史学家的质疑和责难。比如，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雷尔（Patrick O’Farrell）曾讽刺道：“口述历史正在步入想象、个人记忆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美国历史学家B•塔齐曼也认为，“虽然口述历史或许会向学者们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但总的说来是保存了一大堆废物”。[1]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口述史的兴起对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把被上层社会各类精英人物垄断的历史恢复成为普通人的历史，一改民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不具有研究价值的观念。在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看来，只有凭借个人经历的真实证据（“过去的声音”），才能如实地再现历史，还过去以本来的面目。[2]正是基于自下而上的史学理论，口述史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其自身地位的提升。
20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白话运动对于整个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中国的民俗学也就在此期间开始成形。在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学科史著作里我们不难发现，从北大的歌谣征集运动，到妙峰山庙会调查，当时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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