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事，无不具有异乎寻常的深刻记忆，但旗人后裔与汉人和回民对此的述说，却存在很大差异，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背景，不了解清朝统治者的少数民族身份和生活于八旗社会中的旗人特点，对这些差异就无法理解和做出正确的解释，而对于这种大的历史背景的把握，又不可能离开当时的文字记录。总之，当我们把以个人为主的口述看作是“点”，将文献记载的历史背景看作是“面”时，置于大事件之中的小角色的感受，才会变得饶有兴味和深具学术价值。所以我认为，这是文献之于口述史的不可替代的功用。这话当然是有限定的，在没有文字文本的时期和地域，也许同样可以做口述史，完全不依赖于文字文本的口述史作品，现在有，将来也一定还会存在。但是在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和地域，如果研究者对文献还是根本不予理会，则其成果肯定不会精彩。在这样前提下所作的口述，不仅不可以抛弃文献、看轻文献，反而需要更深厚的文献功底和辨析史料的能力。正因为有文献的介入，口述历史才有可能从其它的口述传统中分离出来而别具一格，换句话说，将文献与口述相结合的口述史，是区别于人类学、民俗学的口述传统的主要特征。
在这次笔谈开始之前，为了借鉴国外口述史学界的成果，也为使议题集中而不致流于无的放矢的空谈，曾由胡鸿保选择了一些专论口述的学术著作，以供大家传阅。其中包括《口述史读本》（Robert Perks & Alistair Thomson (eds.)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8）中的部分片断和美国口述史学家史特斯·特凯尔(Studs Terkel) 的《艰难时世：大萧条时期的口述史研究》（Hard times: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tion, Panthron Books,1970）等，为便于读者参阅，今由韩俊红与贺小燕节选有关内容编译成中文，经由纳日碧力戈、胡鸿保两位先生审校之后附于篇末。
此次讨论采取的是各人将稿件写好之后再互相传阅的方式，没有面对面交流，所以各篇文章所用术语不免有些歧异，因尊重作者原意起见，均未加统一修改，特作说明。
由于杂志编排的缘故，这里不得不把本来并不存在主从、前后关系的几篇文章，排出一个线性的次序，我想不妨借用孙庆忠先生文中所戏言的从文到史，即从“生”到“熟”的说法，将纳日碧力戈那篇论述从“史前民族”直至如今“文明社会”无不存在的民间口述文化的《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一文作为篇首，而将史学家刘小萌比较知青口述与文献短长的文章压轴，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将主要讲“口传”的文章作为一端，将也同时强调文献的语音文章作为另一端，其他诸篇，则依次排列在两端之间。但愿这样的编排能给读者展示出从“生”转“熟”的线索。至于文章的撰写者个人的写作风格和观点，自有不同甚至牴牾之处，但希望大家都来关注口述史，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1]这场漫谈的参加者除我之外，还有徐新建（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彭兆荣（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和刘小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2]我的一篇口述史文章发表时，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编辑要求我把受访者语句中不合规范之处都一一作出修改，说否则该杂志就有可能因此而在审查时不合格。
[3]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即将出版。
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
纳日碧力戈
（民族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按照人类学进化论传统，人类学研究“史前民族”或者“无文字民族”，文字的发明和铁器的使用一道，成为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然而，功能论和相对论并不苟同与此，认为文化无优劣之分，都有自己的功能和需要。其实，抛开进化论与功能论之争不论，非文本的口述确实有许多文字表达所不及的优势。文字表达固然能超越时空，传承后世，也可成为全球化的工具，乃至“文字狱”的根据，但是，口述表达却有身势、表情、语调、场景的“合谋”，生动地传达寓意，包括大量不可言传的直觉和不可推理的意识。文本可传千秋万代，但要依赖纸张类的载体、雕板类的印刷、经训练掌握的文字、文化人的阅读以及日光、书斋类的阅读条件，甚至依赖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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