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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笔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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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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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不属于眨眼示意的零形式抽动眼皮也不会）存在。[7]
“副语言”既如此重要，那么，相对于文字史来说，视“副语言”和口语同等重要的口述史的不可替代性，也就部分地得到证明。语调、眼神、手势、氛围、讲者、听众等等现场要素，都会“串通一气”，表达丰富、微妙的意思，不置身其中便不能捕捉，不能感悟。
口述史也可以是一种应对艺术，它可以和正史保持距离，让人们知道有另外一种历史叙事，让听众和观者在说拉弹唱中，在群体效应里，感受一种面对面的亲近和共鸣。口述技艺来自对人类自己器官的反复练习，不需要识字，不需要专门的学院教育，也不需要城市里那一整套从小学到大学、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层级化的知识体系、教育制度和学位制度。不需要昂贵的学费，不需要全国统考，也不需要自己器官以外的那些“身外之物”，如电脑、教室、图书馆之类的“硬件”。讲口述史让人直接观看操演者对自己的器官熟练支配，让人领略何谓“刺刀见红”，观众可以用自己的器官和感知来体验表演者的技艺，谁的技艺高，谁的技艺低，一目了然，不会被造假者钻空子，也用不着专家小组来评审，更用不着高官来颁发学位。
口述史不像文字史那样有出版的苦恼，也没有文字式的强势主义，可以用英语操演，可以用汉语操演，可以用瑶语操演，也可以用哈萨克语操演。它的“市场”取决于听众，不取决于惟利是图出版商。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著作是让人烦恼的事情，市场小，出版社为难；而用少数民族语言操演口述史却让人赏心悦目，身心共鸣。此外，口述史的操演不与“评职称”挂钩，用不着为了评教授而滥竽充数，倒也不存在什么学术腐败。名星们因腰缠万贯而写自传，达官们因飞黄腾达而写著作，只有“下里巴人”们因表达心声而讲故事。口述史让大家再平等不过，让人们提前实践了“共产主义”理想。
口述史不像文字史那样充满了大男子主义，文字作家们大多数是男人，文豪们大多数是非女人。口述史不分男女，不分老少，谁都可以讲，谁都可以演，谁都可以听，谁都可以看。口述史表达的是个人和社会对事件表述，表述的是特定场景下的时空，表述的是亲身经历和肺腑心声，这样的表述和表述内容不存在性别之分和年龄之分。口述史容易超越民族、种族、国家、主权、性别、年龄等等现代“分类技术”的控制，摆脱建立在科学话语上的知识监控，只要听得懂，看得明白，就成为参与者，成为操演、社会行动和社会记忆的一部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识字者来说，口述史只有在文本化之后，才能在学术界实现价值——我们采访口述史的目的恰恰是把它写成文字、出版发行，在用文字形式颂扬口述史价值的同时，无意中使它脱离了时空语境，失去了真人真事的鲜活，没有了面对面的亲切。这是无可奈何的悖论。但是，不管什么说，口述史本身终究是人类学者的宝，它拥有文字史不拥有的价值，自有它存在和被研究的理由。
[1]本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高一虹等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31～33。
[2]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语言文字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496～497页。
[3]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导论，4页。
[4]‖康纳顿提到三类记忆：1）个人记忆申述，指那些把个人生活史作为对象的记忆行为；2）认知记忆申述，涉及对“记忆”的利用，此处我们据称记得词义，或诗句，或笑话，或故事，或城市布局，或数学公式，或逻辑真值，或未来事实；3）指我们有再现某种操演的能力，如我们记得如何骑自行车，骑了就能走。“但就此第三类记忆来说，我们不经常去回忆我们在何时何地掌握了正在讨论的这种知识；我们常常仅通过现场操演，就能够认可并向其他人演示，我们确实记得。如何读写或如何骑自行车的记忆，就像精读的课文意义；它留下了一种习惯的所有痕迹，我们越是记得这类记忆，我们就越是较少有可能回忆在此涉及的我们过去所作所为的某种场合；只有当我们陷入困境时，我们才可能求助于我们作为指南的回忆。”（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19－20页。）
[5] The Saami, People of the Sun and Wind, Ajtte, Swedish Mountain and Saami Museum, Jokkmokk, Sw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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