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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笔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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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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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或眼镜。那么，盲文又做何解释？也许有人会问。盲文不过是非盲文的替代，手的触感替换了眼的视觉，仍然属于用文字制造的文本。实际上，口述不仅仅是语言表达，它还是社会操演，有具体的场景和听众，有具体时空的限制，有具体时空条件下的手势和表情；它不依赖纸张类的载体、雕板类的印刷、经训练掌握的文字、文化人的阅读以及日光、书斋类的阅读条件，可以借助人类的眼睛或眼镜，但并非必需。口述不能像文字那样长距离地超越时间和空间，但口述却因社会记忆和身体操演而生动可信，在现场和联想中让时间和空间合一，就像美洲霍皮人(Hopi)，把两个不同地点发生的事件，按照相对于自己所在位置的距离划分时间先后：离自己近的那个地方发生的事，一定要比离自己远的那个地方发生的事，在时间上靠前。即某事不在“此地”发生，就不可能在“此时”发生；它只能在“彼时”和“彼地”发生。[1]藏人的格萨尔、蒙古人的江格尔、柯尔克孜人的玛纳斯，以特殊的记忆形式进入说唱者的操演并不断加深、重现、重构或重造地方社会记忆。此外，需要强调，社会记忆并非只存在于大脑中，它存在于表演、仪式、股市、冲突和生育等行动之中。社会记忆实在就是社会行动。口述史不用像文字史那样要“落实到行动上”，因为它的操演本身就是社会行动，绘声绘色，手舞足蹈，或鼓掌喝彩，或专心倾听，或有问有答，那不是行动又是什么？口述史要靠操演来复现和传承；口述史的操演是一种“立体的”社会记忆，它可以不知不觉地“渗入”你的身体，充满你的毛孔，占领你的神经，培养你的人格。他不像文字史那样“安静”并需要耐心，不需识字就能“阅读”它，也不需要为了识字而“逃学”、“受罚”。口述即“语用”，口述者以第一人称或以见证人的身份，以“说来话长”、“很久、很久以前”之类的句式开始，以令人信服的口吻，给听众讲故事。口述者、听众、特定的时间和场景，彼此镶嵌，浑然一体，让口述史变得有权威，说话就是历史本身，说话本身就是真实，就像法官在法庭上说“我宣判你有罪”时，主语为第一人称，时间为瞬息的现在，受事者为第二人称，句子是肯定语气。[2]“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3]口述史的操演过程本身就是社会记忆过程，这种记忆决不单纯是大脑或心理活动，而是兼有身体活动和身体记忆，即大脑和小脑都要用，因此我们有“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之说。[4]广西田林县的蓝靛瑶用吟唱的方式叙述历史，从盘古到千家峒，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娓娓道来，为民族定位，为社群认同。北欧萨米人有一种特殊的吟唱形式，称为“约伊克”（yoik）或“约伊金”（yoiking），用来表达思想，抒发情感，传递知识，是萨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一度被传教士看作旁门左道，全力镇压。在萨米人口述史中不存在“人战胜自然”的说法，因为他们是“太阳和风的子民”，是自然的一部分，要战胜赋予自己生命的大地母亲，显然不可思议；萨米人的祖先不知“生态”为何物，因为他们就是生态的一部分。[5]这些世界观不仅占有了萨米人的口述史，也注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造就了他们的人格，奠定了他们的认同基础。
随着数字化社会的诞生，口述和传媒结合，形成音像多媒体，以惊人的速度和大大超越旧时文本的方式扩展时空，并以高度的可塑性与文字结合，成为音像字的“三位一体”。上电视的口述可以通过字幕来包括文本，但文本却不能代替现场的口述。口述可以有更多更大的隐喻时空，有更广更牢的民间基础，有更加灵活的社会适应，有更加人性的临场发挥。以国家标准制定的文字为基础的文本，尤其是钦定的正史，不仅要公正的书写，还要有正统的注疏，讳音讳字，性命攸关。文字的学习过程就是体罚和规训的过程，就是受社会监控的过程。文字史要“几易其稿”，几经推敲；口述史借助现场灵活掌握，可夸张，可现编，有口误不追究，这叫做口述无修饰。口述史不要求“纯”，也允许说些违反政策的话，全仗着它是“地方粮票”，出境无效，过期也无效。文字史的写作对史料要求很高，要纯而又纯、——史料的归类要和民族国家的疆界一致，要强调“自古以来就是某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的“误用”和“误解”乃至措词的不当，都会引起国家之间的外交纠纷和政治抗议。例如，日本教科书的措词问题就引起了中日韩（朝）之间的外交争议。比较起来，口述史，除非得到国家支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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