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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笔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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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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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档案、音声档案等等，成为许多专项研究的出发点。文字文献作为“基准”的时代，似乎开始离我们远去。
口头传统的学术自觉，不是晚近的事情。以西方而言，至少从18、19世纪的“大理论”时期就已发端。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进化学说和太阳神话学说，是几个主要的思潮。他们首先开始思考的，是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与民间诗歌（民间口述！）密不可分的关联。他们认为，由于上层阶级放弃了民族文化和民族事物，构成民族文化底色的民族精神就只能到民间社会中去寻找。进入20世纪后，国际人文学科的众多学者，合力推进了口头传统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博厄斯（Franz Boas）在印第安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他们的口头传统反映了他们文化的细节，如亲属、狩猎、食物准备、宗教信仰等等。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则是文化反映论者的代表。“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是一种几近一贯的思想与行为模式”（《文化模式》），而口头传统便是文化的一种手段，它反映了这种模式化的过程。功能主义的马林诺夫斯基和巴斯科姆（William R. Bascom）等人也分别从自己的材料和分析出发，认为恰恰是口头传统把土著人与他们的过去时代连接了起来，从而保证他们未来生命的不朽。此外，口头传统还是一个现实的避难所，它能够证实和强化传统，教育民众，并培育了社会的一致性。
口头传统的研究已经进入许多人文领域，许多学科都从中发现了新的学术生长点。我最近看到一本书，书名叫Teaching Oral Tradition ( 《口头传统教程》ed. John Foley, 1998)，从中可以发现，美国的大学里面，有多少个学科在讲授与口头传统研究相关的课程。众多的区域文化研究课程自不待言，如“阿拉伯口头传统”、“希伯来口头传统”等，还有神学和宗教学、民族音乐学、人类学和民俗学、历史学等等。连一向标榜自己“言必据迹”的古典学，都开设了古代“口头传统”的课程。从《旧约全书》的产生过程，到布鲁斯音乐的即兴创作；从演讲术到口头布道；从文盲的心理活动规则到大型叙事的结构法则，许许多多的专门学问，都被放在口头传统的名目下重新审视起来。这种兴旺的局面，当然让我们高兴。
口头表述有它自身的特点，形成了若干规则。比如，在传统表述中，抽象的概念都是用具像的手法表达。口头诗人们不说某个英雄“生气”了，而要说他“十三颗牙齿咯咯作响，大黑眼睛一眨一眨”。不说战斗“激烈”，要说“打到天上，打了星星那么多个回合，打到地下，打了草根那么多个回合”（蒙古史诗《江格尔》）。再往远说点，《蒙古秘史》据专家说，应当是口述的记录。它有近300个小节（或者叫表述单元）。历史学家们发现，它的叙事法则令我们感到很“不习惯”。例如事件的顺序前后颠倒，轻重失衡等，总之就是不合法度。其实，无文字社会的社会记忆运用的是不同的“法度”。我们认为两国之间的征伐当然是头等大事，而秘史的讲述者们显然不这么认为。所以一些大规模军事行动仅用一句话带过，而一些像是“家常话”的对话，反倒是不吝惜篇幅。更有甚者，有些明显是神话传说的荒诞不经的情节，倒是让叙事者们津津乐道。这里隐藏着“口头性”（orality）与“书面性”（literacy）之间差异的玄机。美国学者瓦尔特·翁（walter Ong）在他的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 New York: Methuen, 1982《口头性与书面性：语词技术化》)中对“基于口传的思维和表述特点”有相当精彩的论述（节译见《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增刊），这里就不多说了。
民间口述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高度依赖语境，也高度依赖传统。叙述者、叙述的事件和听众共同创造了意义。民众长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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