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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笔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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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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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民间去的这些有开拓意义的实践，不仅使山野民风成为了学术研究的主体，也标志了治学只专注文献资料的转向。钟敬文先生曾指出：“文献，不是民族文化成绩的全部。……除了上述那类文献的保存和所显示的历史成果之外，中国还有更大量的、没有或很少被文字记录的、流传在民间的各种文化。它就是民俗学的对象。”[3]可见，文与野的界线是变动的。清代学者陈澧对于文字起源曾经说过一番话：“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东塾读书记》）我们认为此话同样适合解说某些经典文献的由来。“诗三百篇”之成为《诗经》可以例证，荷马的《奥德修纪》亦然。这演变借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则可以称作“转生为熟”。
与口述史和民俗学的晚出状况相似，人类学和社会学几乎也是19、20世纪之交的新兴“舶来”学科。这与具有悠久传统的文学和史学自然不能相提并论。可是20世纪初期恰恰也是文、史两门“不分家”的传统学科发生革命性转变的年代。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以及闻一多的上古神话研究[4]，大抵反映了当时做学问方法的改弦更张。主要的一点就是把目光从文献移开、关注考古出土物和民间“活态”文化，而这些正是“文字缺席”的地方。
谈及口述史，无法绕开它与社会学、人类学之间的共赢关系。一方面，口述史研究技术的发展得益于社会学、人类学的进步，它们丰富了历史学家记录和收集史料的方法；另一方面，口述史的进展使得人类学的实验民族志为社会生活史的建构，为反思已有的研究模式，提供了审视“历史真实”的一种尺度。当然，口述史的采访和人类学田野作业所收集的口述资料，在关注个人经历这一层面上是辐辏聚合的。应该说，正是这些普通人的生命历程，始终与宏观的社会背景之间镶嵌咬合，因此，克斯汀•海斯翠普（Kirsten Hastrup）才说：“在某种意义上，‘口述历史’的迅速发展，便是在对民众记忆的有效性的相对承认上。这种看法承认人类同时是历史的主体和客体。当前人类学的睿智表现之一，就是认识到社会空间与建构它的个人之间，有一种基本的连续性”。[5]所以，不论是陈村的故事[6]，还是林村的故事[7]，才既是经典的民族志报告，同时也是当代社会生活史弥足珍贵的口述史文本。
在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和民族志中，主客之间曾一度是“非对称的权力关系”，这之中有两种倾向是突出的：其一，相对于“他者”，研究者具有凌驾于其上的优越地位。美国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在他的回忆录《边缘人》中就深有体会地写道：“马林诺斯基曾在特洛布里恩（Trobriand）岛屿住过四年从事田野研究。他把特洛布里恩岛的土著人际关系与其他民族间的人际关系作比较，找出相同处和相异之处，但从不把特洛布里恩岛人与英国人或其他白人作比较。其他英国人类学家像Meyer Fortes 、Evans-Prichard等都有这种倾向。他们认为英国及其他白人都是科学家、绝不可能沦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至于其他非白人的文化是可以拿来检视、分析、探讨和归类的。而英人及其他白人是超越被检视研究之上，他们是‘父母’，研究、分析其他‘子女’世界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8]很显然，这种关系，充满了殖民色彩。与之相似，即使是具有革命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无法绕开这种传统惯性的影响，这样有趣的事实也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从事中国人类学史研究已有多年的胡鸿保博士在一篇回忆他从师学艺的文章里曾感叹说：只是在经历了几代学者的艰苦努力和主客互渗之后，以多元文化为客体的真正的“人类学”才出现在全体地球人面前。不过即使在“后殖民”的今天，又有几个中国人类学家甘心被同行放在他者的位置上“分析”呢？[9]其二，在传统文本中，为了表现出叙述的客观和对“科学性”的追求，常常隐去主客互动中田野知识获得的途径和方法。对这种局限的反思和实践，以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解释人类学为先导，并表现在心理动力学、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三种实验民族志的大量文本之中。[10]
那么，在口述历史的制作中，主客两造各自又是一种什么心态呢？不少有口述史经验的行家对于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于口述历史作品的影响都有评论。意大利学者颇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在《口述历史有何特色》一文中对于口述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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