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到达Manus岛之前，他们已经为该付多少颗狗牙（他们的货币）给他人而争吵了成百上千年……。所以，我来后，他们对我说：“哈哈，现在Piyap〔当地人给米德起的名字——引者注〕可以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了，你记下每一笔交易，我们以后就不必争吵了。” [4]
　　如果说口述传统里的“过去”是可以在传承的流动中不断变异的话，那么文献作为口述的记录就把这种流动特性凝固了。这样一来便将“古”“今”作了技术性的切分[5]。而由于历史解释具有历史性[6]，所以上述切分的意义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在主流史学家那里，有无当下材料与以往文本的比勘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的一个关键。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英文版，1981]里曾经这样解释：“历史编纂是一种确立或修正人们对过去事件之认识的方法”。而历史编纂又可以分两种。传统的历史编纂“基于某些口头叙述和文字描写，而这些叙述和描写没有可由当前历史学家进行独立地批判考察的事实根据。现代批判历史编纂不满足于口头或文字记载的传统，无论这些传统是没有作者的传说，还是诸如修昔底斯和希罗多德这样伟大历史学家的著作，因为这些传说和著作都没有引用其他历史学家可以查证的历史文件。批判历史的编纂希望通过对文字著作的考证，通过比较其他有关同类事件的原始资料，来确定世传的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或错误性。”[7]
　　再回头谈口述的问题，定宜庄在一次接受天津师大的汪丹女士采访时说了两条很重要的经验：“一是你得会问；二是做口述很辛苦，但对口述材料的再处理、再分析更不容易。”[8]但凡曾经做过口述的人都会知道这两点很重要，而关键问题在于，知道这两点的重要性以后，口述史的田野研究应该怎样展开。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最后的记忆》这样一部以文献为导向的口述史，对于口述特性（orality）的关注不免有些欠缺。我们注意到海外学者对于口述史的特性有较深入的阐述，其中有几点尤其值得同行们体味并借鉴，兹引介如下。[9]
　　（1）完善的口述史的最终产品不是文稿、也不是录音带（或录像带），而应该是访谈双方关系的一种表现。被访人固然是在与采访人交谈，但是前者与他自己的历史意识之间的关联更值得重视，而这一点往往难以把握、也被口述史家忽略了。
　　（2）意识形态和多样历史概念之间的相互影响(interplay)对于口述史学者而言，具有特殊的方法论意义，强调这种相互影响乃是他们与心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者的田野工作的区别之所在。口述史学者做口述的目的就是要想给被访者意识形态的问题予以有意识的表述，用以展现信息被传递的文化背景，这样便把个人的故事转换成一种文化叙事，于是就能更加充分地理解在过去发生了什么。
　　（3）访谈双方的会话速度、报告人使用的方言和标准语之间的语码转换、他的语音语调，这些都包含着一定的意义，凡此种种都应该结合其文化背景来理解和解释。
　　另外，已有汉文版的社会史论著在谈到具体方法方面也有值得参考的。比如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论来自下层的历史》一文中曾以口述史作为例证，提醒研究者利用底层历史资料时应该注意的方法论问题。譬如，他指出，在口述历史时“历史事件的传递总要漏掉许多年代”；“与其说记忆是记录，倒不如说它是一个选择的机制，这种选择在一定范围内经常变来变去”；“普通人对重大事件的记忆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认为应该记住的并不一致”。[10]我们以为我国某些口述史学者在当前的田野实践里并没有对此有足够的重视、甚至没有意识到这里也有与文献考据相仿的另外一套技巧。
　　海内同行对于“田野”一词的“解魅”恐怕要数中央民族大学的潘蛟博士。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谈了自己对所谓人类学的“田野”的见解，听后颇受启发，特援引片断如下，借以说明学科之间的差异和类同：[11]
　　我们都说，田野调查是我们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研究方法。“田野调查”，这个叫法让我们有一种专业感，也让界外人士对我们报以某种敬畏，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并不清楚何谓“田野调查”。然而，倘若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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