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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笔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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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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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既不耻下问又“较真”的人追问，“这‘田野调查’可就是通常所说的‘实地调查’”？我们常常会变的语塞起来……。
“实地调查” 早已是我国大众耳熟能详的问题研究方法。…… 如果所有的学科都崇尚“实地调查”，人类学又怎么能够宣称“实地调查”专属于自己？……因此，欲标明自己，人类学需要一个既不脱离“实地”但又能与一般“实地”相区分的方法论术语。Fieldwork 之所以被译为“田野调查”而不是“实地调查”大概与上述需求有关。“实地”可以泛指任何事象发生的实际地点，但“田野”的外延却没有如此宽泛。……[人类学家们]爱下乡，不进城，因此更愿意把自己研究叫做阡陌分明的“田野”，而不是边界含混的“实地”。……人类学家更多的时候住在城里，但他们迷恋的却是那些远离于自己的“田野”。他们的这种偏好与他们的职业有关。据说人类学是一门借鉴“异文化”来反思和批评自己，“转熟为生”的启蒙学科，而这种“异文化”、“他性”则更多地存在于“田野”或“他乡”，因此人类学家注定是一些留连于“异地他乡”的学人。
一些当代历史学家觉得“田野”有趣，与人类学家一样地蔑视“安乐椅”[12]。可是在他们的求新的作品里，主要是口述史里，我们读出了不同行业之间的隔膜。倒真有点儿像彼得·伯克论述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进行交流所用的一个不无讽刺的比喻——“聋子之间的对话”。[13]
读着这本“旗人妇女的口述史”，我们不禁也联想到了历史研究史中所谓的“叙事史学的复兴”[14]。既然说是“复兴”，无疑表示有某一种传统在被中断之后又得到接续。诚如有的论者陈述道，“叙事”（narrative）是人类自然的能力，在诉说一件真正发生的事情时，运用叙事形式不可避免，往昔的历史名家几乎都是叙事高手。然而，到了19世纪末，科学派史家（Scientific School of History）的崛起引发了叙事与分析两派史家之间的论战，同时也标志长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叙事史学的没落，分析式的历史书写成为主流。一九七○年代初期，叙事史学重现生机。1979年，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发表了《叙事的复兴：对于一种新的旧史学的若干反思》（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指出叙事史学已有抬头的态势，而他把这一现象归因于对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年鉴派史家所援用的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解释模式的一种广泛的幻灭。该文引起霍布斯鲍姆的响应，不过霍氏在赞同叙事史学有振兴的趋势的同时，也认为叙事不可能完全取代分析式的历史写作。[15]
最后，我们不禁要担心，口述作为文化传承的一种历史最为悠久的形式，它的现代或后现代命运将会是什么样的呢？在前文字社会里自然只有口传形式。在大众识字率有限的社会里（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乃至当今许多国家的欠发达地区莫不如此），口述一直是传递传统的主要方式。至于“口头传递传统在现代社会里没有得到发展，这是因为……人们的识字率有所提高，而且印刷技术和印刷品生产更趋完善。”[16]不过，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并不会使口述前景暗淡。“任何事物都不能从人类文化中彻底消除记忆存储和口传传统。……除非人类丧失听说能力，否则，书写文本或印刷文本不可能取代口传传统。”[17]不仅如此，口述还有可能借助多媒体手段得到新生，高科技给现代人带来的录像带、数码摄像等声像并举的文化展示方式都使古老的口述摆脱了文字文本的束缚，焕发出无限的活力。[18]口述比口述史更宽泛、灵活，但口述史同样可以因记载口述的手段的先进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1]除此之外，本文第一作者与定宜庄合作，在近年历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了数篇论文，主题基本都是从她调查所得口述材料结合古代文献、近人今人论著、当代族谱和小说来剖析满族的认同和族群关系。这类作品主要有《浅论福建满族的民族意识》（1993）、《往事·正史·现代生活》（1995）、《以“她”为鉴——满族妇女口述史的初步分析》（1998年社会史年会论文，正式发表时题目改作《满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地位》，2000）、《真实与虚构之间——就家谱和族群认同问题与〈福建族谱〉作者商榷》（2000年社会史年会论文，2001发表）、《从族谱编纂看满族的民族认同》(2001)、《<碧血剑>内外所见之满汉族群互动》（2002年年会论文）等。
[2]参考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又见《史学概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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