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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笔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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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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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则更重于所选人物的典型性。中国有1700万知青，每一个知青，都称得上是一本书，而且内容绝不会重复。从如此庞大的群体中选出几十个采访对象来，并不是一件难事。问题是，你要精益求精，你要从典型中再摘出那最典型的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怎么办？有前面写作知青史的铺垫，选择哪些人心里还是有谱的。
我采访的对象，第一类为当年官方树立的知青典型，他们都是不同时期官方大张旗鼓宣传的知青样板，尽管他们在起点上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但后来的经历、目前的处境却大相径庭。如今，典型的光环早已离他们而去，我之所以仍把他们作为采访对象，是因为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象征，他们的人生轨迹、身世的浮沉、观念的递嬗，在一代人中足够典型。
第二类采访对象是知青中的民间领袖，他们不是官方树立的典范，而是在“文革”结束后风起云涌的知青返城风中脱颖而出的人物，所谓“时势”造出的英雄。这些来自民间的知青，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焕发过夺目的光彩，一旦大潮退去，他们又回落民间，归于平凡，而且，目前的状况也比较艰难。
第三类采访对象，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说他们普通，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与大多数知青如出一辙，下乡、返城、下岗（或退休），经历的是一样的人生三部曲。但这样的经历是典型的，在他们的种种坎坷与苦难中，浓缩的不止是知青、而且是几代中国人的宿命。
口述方法之于知青史研究，究竟有那些价值？
首先，它给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扩大了新视野，补充了大量的新资料。它使少数人把持的史学从象牙之塔中走出来，接近民众、接近现实，把握时代的脉搏。历朝历代的历史、包括文献档案史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除了极少数“漏网之鱼”的野史笔记以外，主要是由统治者来写的，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意志，而真正来自民间的话语则几乎被忽略或者窒息。口述方法，使普通百姓参与了历史的创作，使人们在领教雷霆万钧的“主旋律”之余，还能倾听到来自民间的娓娓絮语。我所采访的这些人、这些事，许多都是文献史料中略而不计的。他们回忆，使我们得以从民间的立场返观历史，而他们的叙说，也难免与舆论的操纵者迥异。换句话说，口述虽然只是一种方法，它的繁荣，却足以给历史提供更加多元的视角，更加宽广的场地。
口述的方法，对鉴别文献史料的真伪也有重要意义。对文献的“偏爱”，可以说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本能，不过，对它的局限，我们的理解可能也深一些。我们在跨入史学门槛之初，老师就要讲陈垣老的校书四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就是通过多种校勘方法，察知文献真伪，辨明记载正误。但只是从文献到文献的考辨，还是不够的。口述方法的运用，有助于发现历史文献的错误。我当年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一书中，专门写了《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一节，但是，到那时为止，所依据的还只是文献资料，没有接触到一位在新疆生活过的上海知青，更不用说“阿克苏事件”的亲历者甚至欧阳琏本人了。这种局限给我留下了诸多缺憾。信息的单一，直接影响到我对欧阳琏的了解。《知青史》中关于“阿克苏事件”中的欧阳琏，这样写着：“总指挥是十四团的欧阳琏。他是个残疾的青年，已离婚，留下的一个孩子也送给了别人，身体不好，人称‘半条命’。他自告奋勇站出来，要众人听他的指挥……”这段话的前两句，根据的是当时的官方档案，没有想到却错误百出。后来得知，欧阳琏既非残疾，也没离婚，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上海知青，因病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孩子，所谓“半条命”更无从谈起。多年后，当我面对面采访欧阳琏之后，才算弄清了他的身世和事件原委。
长期以来，史学的主要工作方式，是钻“故纸堆”，是人与物的交往。人是活的，物是死的，只要一味钻研下去，能够有所发明，达到所谓“物我两忘”的境地，也会产生一种飘飘然的快感。不过，长期与“故纸堆”打交道，对人对事的判断也难免偏激，或者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这个道理，是我在做知青口述史的过程中逐步悟出来的。与利用文献治史不同，口述史的工作方式是人与人的近距离接触，双方的关系是平等的，感情上是互动的，受访者的一颦一笑一悲一喜，在采访者的心中都会卷起涟漪。
“文革”中间和“文革”以后，官方媒体关于知青典型的报道是截然不同的，好则好到极点，符合“高大全”的标准，坏则坏得流油，简直千夫所指，臭不可闻。不同的时代按照不同的政治需要把他们塑造成不同的“典型”。但那个被打上时代烙印的样板，与坐在我面前接受采访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又有多少相同之处呢？
过去我写《中国知青史》，对知青典型，从整体上是把他们看作“政治工具”，从个体上是把他们视为简单的“政治符号”，观念保守、思维僵化、缺乏个性、甚至“头上长角，身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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