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萌

（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关于口述史的缘起，有的学者“言必称希腊”，说那是由希罗多德《历史》衍生出来的方法，也有学者明言，孔子做《春秋》，将时间上限断在唐、尧、虞、舜，那一段远古的历史只能得自传闻，也就是口述；司马迁《史记》记荆轲刺秦王、秦国灭魏国等史事，也都利用了口述史料。所以，口述史不是什么舶来品，而是地道的国粹。其实，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的最早形式，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外国，都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根本没有必要厚此薄彼。不管怎么说，近些年来口述史在海内外方兴未艾，在人类学、史学、妇女学等领域都推出了不少成功之作，乃是不争的事实。[1]
　　继1998年我和定宜庄写作并出版《中国知青史》以来，去年我又作了一本《中国知青口述史》，将在近期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里，我想结合自己的工作，谈一谈我在知青史的研究中，对口述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些认识和体会。
　　曾有朋友问我，现在人类学家和研究妇女史的一些学者使用口述这种方法，是假定他们研究的对象没有文化，不能写字，需要一些学者帮助他们去记录他们的声音。可是知青的情况不同，他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那么，你在对知青史的研究中，为什么要选择口述这样一种文体？
　　我说，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当年中断了学业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许多人充其量只有初中甚至小学的水平，他们尽管被冠以“知识”的名号，其实知识少得可怜。不过，我决定以知青为对象作口述史时，着眼点倒并不在于他们知识的有无。过去我与定宜庄做知青史研究，主要是根据文献史料，因为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知青办公室作为国务院的一个行政机构，它在各级政府都有相应分支并形成大量档案和文献，加之相关史料如报刊、书信、回忆录、照片实物等品类繁多，数量宏富，为在这方面运用传统史学方法开展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写《中国知青史——大潮》，时间截止到1980年，因为上山下乡作为一场官方组织的运动就是在这一年基本落下帷幕的。此书于1998年出版后，本来不想再写下去了，可是后来发现遗留的问题非常多。两年前一位上海知青给我写了一封信，有一句话说得比较尖锐：你在书里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结束了”，对你们是结束了，可是对我们这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的噩梦。后来我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认为应该把知青返城以后这段历史继续写下去。
　　随之就遇到一个问题，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各地的知青办已经陆续撤销，再没有大量的文献档案可供参考。再者，当年的知青，早已融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关于他们的现状，政府基本上没有文献可以参考，因为它不再把知青做为一个特定的人群。它可以把下岗女工作为关注对象，尽管里面有很多的知青，但是它不会把这部分人单独抽出来考察。所以如果想把这项研究进行下去，就不能不考虑开发新的资料来源，于是我就考虑，在续写知青史之前，是否应该先作一些口述，看看可以搜集到那些新的资料，或者还可能发现一些新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关于知青口述史，过去已有一些书籍问世，时间最早的为海外梁丽芳女士所著《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是书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在对26个中国年青作家（其中多数当过知青）的采访基础上写成的学术著作，先后有英、日、繁体中文版出版，在海外的影响较大。国内则有王江主编的“口述实录体全景式报告文学”——《劫后辉煌》，田小野主编的《单身女性独白》，刘中陆主编的《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这些书的体例、内容、风格各不相同，或着眼于女性，或侧重于作家，或着眼在“劫后的辉煌”也就是那些成功人士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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