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的田野作业和文献——从《最后的记忆》谈起

         胡鸿保、王红英

（人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如今这个大众文化风行的消费社会里，贴近平常生活的产品渐渐多起来。报纸电（视）台在开辟“社会调查”“人物专访”等专题的同时也设立“记忆”栏目（如《北京广播电视报》）。与新闻采访颇为接近的“口述史”在史学研究领域的走红,可能与这样一个大文化背景不无关联。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注重所谓的田野工作方法，而且非常重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文化距离。这就使得他/她们又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片学术小天地里，定宜庄博士出了些引人注目的作品，口述史专著《最后的记忆》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一部[1]。通过采访十六位旗人老年妇女，在编辑口述实录的基础上《最后的记忆》再现了这些出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一代妇女的个人经历。作者结合文献辅以人物和实物照片、往来书信、民歌民谣、家谱摘抄、“大事年表”对这段特定历史加以展示，使作品富有鲜活感。正因为作者对于满族历史文献驾轻就熟，才使得以文献为“向导”的口述实地调查收效明显。所以我们想由此入手，结合读书体会，谈论对历史学家做田野及一些有关议题的看法。
　　历史文献与口述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上古。在希罗多德的词汇表里，“历史”实际上就是“调查”和“对真相的探究”(inquiry)。[2]当然，“让事实说话”并不那么直截了当。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在《历史学是什么》里对于深奥的哲理有浅显的阐释。他认为，过去的事实能否真正成为历史，取决于后人如何记录。“历史不仅是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过去我们常说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劳动人民是个群体，必须有一个具体的代表人物，没有代表人物的话，那就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宣传口号”。[3]
　　口述内容一旦被文人用文字记录下来，情况似乎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一本名为《田野笔记》的人类学著作里编纂者就举出了学术史上的经验例证：
　　许多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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