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口述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笔谈） |
 |
时间：2009-7-24 13:55:02 来源：不详
|
|
|
上长刺”，似乎就是他们的共性。这样一来，书中留给他们的就只有揭露和批判了。一旦我作口述，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并且成了朋友，就发现以往的看法太片面。典型也是人，有他的喜怒哀乐，优点和缺点，极富个性的方面。
柴春泽，一个极左路线最猖獗年代红得发紫的知青典型，在我的《中国知青史》，曾无情地将他称为“有写信癖”的人。通过与春泽的交往，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朴实而且循规蹈矩的人，思想上的拘谨可能有一些，但绝对是个好人，工作认真到了极点，每天早到晚退，同时当着许多班的辅导员，被人们看作“活雷锋”。他当年领着知青在玉田皋种的稻子，如今扩大到了数万亩，仍在造福一方。采访增进我对他的了解，经历、观念、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不再重要，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有一次吃饭，我开玩笑说：“你是极左，我是极右，咱们现在坐到一块了。”他给我打电话，也是一口一个“大哥”，挺亲的。
刘继业、吴献忠，都是柴春泽当年“一个战壕的战友”，辽宁的著名知青典型。“文革”结束后他们同遭牢狱之苦，还被开除了党籍。如今的刘继业，已是一个大型国营企业的中层领导，这里有周围人的宽容与帮助，更有他本人的勤奋与执著。吴献忠至今仍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自称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她最大的一个理想是，将来有机会在沈阳盖一座知青大厦，里面有优质的服务、低廉的价格，有钱的知青来，没有钱的知青也请进来。你可以认为这个理想有点离谱，却不能怀疑她的真诚。在一个铜臭熏天的环境里，这样真诚的想法不是很可贵么？
张铁生，当年因交“白卷”而名满天下，1976年又在政治舞台上红极一时，为此，他在“文革”以后蹲了19年的大牢。出狱后下海创业，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他大龄结婚，孩子的身体不好，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虽然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但他还是惦记着一同落难的老领导，说将来有了钱要去看看他，资助一下。讲义气，重友情，这是张铁生为人很真实的一面，而这一面在文献中又怎么能有反映呢？
口述方法可以补史、可以证史，可以修正甚至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但是承认它的价值，并不意味忽略它的缺陷和不足。
口述中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记忆出现偏差，如记错了时间，人物张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等。受访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溯历史，犹如带着一副变色镜眺望远处的山景。
文献记载是稳定的，一旦形成白纸黑字，就能千古不变；口述则是流动的，一次性的，同样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他的口述可以衍化出许多的版本。哪个真？哪个假？哪个假作真时真亦假？除了遗忘造成的失忆外，选择性记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采访吴献忠，是通过刘继业的介绍，献忠特意从抚顺赶到沈阳。第一印象，人很瘦，眼睛大大的，一副饱经风霜、受苦受累的样子。开始的场面比较拘谨，对我送的《知青史》颇“不感冒”，用她的原话：“不用看，也知道里头怎么写的”。这当然是指有关她的部分。关于那段历史，她本来不愿意多谈。我说：愿意不愿意谈，是你个人的事情，但是你成为一个历史中的人物，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关于那段历史，你说有许多不真实的报道，那么真实的是什么？你不讲，别人又怎么知道？再说了，将来还要有人研究这段历史，你不讲，后人只能根据文献的记载。这番话，可能打动了她。但采访的结果，关于1978年她在政治上最活跃的那段，还是简简单单几句话带过。
这让我联想到知青回忆录中的“失忆”现象。有些失忆，是无意识的，有时则是有意识的。许多受访者和回忆者，在谈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时，采取回避、推卸或轻描淡写的态度，也是人之常情。
我还采访过这样一位知青，第一次采访，他给我讲了一大通故事，很生动，第二次采访，他重提这段历史，却换了另一个版本，我不禁一楞：“您这次说得怎么跟上回不一样啊？”没想他轻轻一乐：“哦，上次讲糊涂了，掺了不少小说的内容”。我只好追问：“那这一次可是真的了？”“那是当然……”还有一位知青，给我讲他被强制送往新疆的经历，在我整理的录音稿里清清楚楚印着这样几句话：“也就是在我去新疆的第二年，我母亲哭瞎了眼。她是45岁时生的我，我是她的老儿子，同年她就疾劳成积去世了。”过了些日子，我和这位老兄还有他的几位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大概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