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客观性

　　口述材料并不是客观的，其实所有的史料都不是客观的，只是文字的神圣性常常使我们忘记这一点。但口述史料与生俱来的非客观性则出于它独特的内在特点，最重要的就是，它们是人为的、可变的和不完整的。
　　在Alex Haley所著《Malcolm X的自传》一书介绍中，叙述了Malcolm 如何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经采访者的询问才转换了他的叙事方式，这种询问导致他背离了他试图为自己和伊斯兰民族设计的那种绝对公众的、官方的形象。这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不是在合作上必需的话，那么口述历史的文献总是一个受访者与采访者都被涉入的共享的设计，是一种相互关系的结果。书写的文献是固定的，不管我们是否知道它们，而且一旦被我们发现，就不再会改变。而口述的陈说，如果不是由研究者将它引入存在的话，它就只是一种潜在的资源。文字材料靠出版发行而存在，而口述材料则靠传递：这种区别就象Roman Jakobson和 Piotr Bogatyrev叙述民歌和以民歌为依据的文学创作的产生过程一样。
　　书写的材料是独立存在的，于研究者的需要和假设并不相干，它是一篇我们只能用来解读的固定的文章。与此相反，口述材料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访者所放进去的是什么问题、对话和个人关系。
　　首先，决定要进行一次访谈的是研究者，研究者常常会将一些特定的偏见带进访谈中：受访者告诉采访者的，便是他们所确信的采访者想听到的东西，他们向采访者展示的，也是采访者想象中的那种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一些生硬的访谈计划会使一些采访者事先未曾预见的相关因素以及问卷中未曾预期的问题丢失。这样的访谈就好象是在对历史学家事前已有的观念进行确认。
　　因此，研究者第一步必须要做的，是“接受”被访者，把优先权给予她或他所想要讲述，而不是研究者想要听的东西，而将他们未回答的无论什么问题都留待以后或者下一次的访谈。交流总是作用于双方的。受访者总是，虽然多半是暗暗地，揣测那些“研究”他们的采访者。历史学家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并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而不是为了保持一种不可能的（多半也是令人不快的）的中立状态而试图将其消除。
　　访谈的最后结果是叙事者和研究者双方的产物。但通常的情况却总是，当访谈被付诸出版时，采访者的声音被全部省略了，一种微妙的扭曲由此发生，就好象一篇没有问题只给了答案的文章，它给人的印象是讲述者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都总是在说同样的事。换句话说，就好比一个人所讲的话，给人的印象却象文献那样可以重复和固定不变。当研究者的声音被砍去之后，叙事者的声音也就被歪曲了。
　　事实上，口头的陈说决不会重复两次。这固然是所有口头交流的特征，但在没有相关的社会组织的状态下尤其如此，就象访谈中的那种自传或对历史给予的说明那样。即使同一个访谈，在不同时间从同一个讲述者嘴里也会得到不同的版本。只有当事双方彼此有了更多了解之后，讲述者的“警惕性”才会随之放松。其迎合性——即讲述者力图使自己之所想能够符合采访者的兴趣——才会被更独立的或者对采访者目的有更好的理解所取代。也有可能的是前边的访谈只起到简单唤醒记忆的作用，随后的访谈中才被讲述出来。
　　对同一个人的访谈可以没完没了地继续，这个事实会使我们对口述材料天生的不稳定性提出质疑。想耗尽一个受访者的全部记忆是不可能的；从每次采访中提取的资料总是由相互关系作用而产生的一种选择的结果。用口述材料进行的历史研究因而就总好象是一件正在制作的半成品。要想将1949年到1953年特尔尼（Terni，意大利中部城市）罢工中所有可能的口述材料进行彻底的审视，你就应该对几千人进行深入的采访，任何一个样本都应该象所用的取样方法一样可靠，而即使这样你也不能保证不遗漏“质量”高的叙事者，他一个人的陈述就具有从统计学意义上抽取的十个样本一样的价值。
　　口述材料的不稳定性影响了所有其它的材料。可以假定的是，没有哪项研究（在一个现存记忆仍然有效的历史时段）是完整的，除非它能将所有口述和文字的材料一网打尽，而口述材料既然不可能用完，用尽“所有”可能材料的理想目标就不能达到。用口述材料所做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