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口述历史中讲话的是谁？

　　口述历史并不是工人阶级为自己讲话的场所。当然，反面的陈述也不是完全听不到的：一场罢工从工人之口说出的和记忆的，总会压倒警察的叙述，而在这些材料中，（经常是不那么友好的）新闻则显然有助于（虽然不是自动地）纠正某些被含蓄地歪曲了的事实。口述材料对于不掌握霸权的阶级的历史来说是必需的（虽然并不是足够的），而对于统治阶级的历史却不那么必需（虽然决非是无用的），因为他们一直控制着文字而且留下了远远更丰富的书面记录。
　　然而，历史的话语权仍然牢牢地控制在历史学家手中。是历史学家选择将要被访谈的人，是他凭借提问和对回答的反应来将受访者的叙述设计成型。这种叙述最终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版以及相关语境（如果仅仅是蒙太奇和转写的话）也都由他来决定。即使工人阶级通过口述史所讲的话被接受，很明显这个阶级也并不是讲给一个抽象的对象，而是对着历史学家所讲的，也是凭借历史学家，通过历史学家才能够作为材料被出版的。
　　的确，事情也可以围绕另一种方式进行。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将叙事者的陈述“口技”化（这里指的是借别人之口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种技巧------译者），以证实他或她的言论。即使材料的客观性消失了，至少作为一场对话中的一方，作为访谈中的舞台指导，作为叙事的组织者，历史学家也仍然是重要的。不仅仅是发现材料，口述史学家还部分地创造材料。仅仅成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是远远不够的，口述史学家也采用其他人的话，但无论如何，他要对全部的话语负责。
　　口述史料包含的内容要远远多过文献，文献经常带有一些机构的非个人气味，也是靠他们才出版的，当然，即使他们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我们对他们也往往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知，口述材料却包括了全部他们自己的主观性说明。在第一个被访问的叙事者旁边，站着第一个作为个人的历史学家，没有他们，访谈就不存在。受访者与历史学家双方的话语都以叙事的形式存在，在档案文献中这种情况是极少的。甚至可以勉强说，受访者就是历史学家，而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史料的一部分。
　　历史的传统写作者通常将自己打扮成文学理论所说的那种“无所不知的讲述者”的形象。当他们对第三者讲述一些事件时，他们自己并不是事件的一部分，而是对事件作全面的和至上而下（在参与者自身的意识之上）的支配。他们就象某些19世纪小说家那样以公正而超然物外的面目出现，除了在边上作些评论之外，从不进入叙事之中。口述史对历史著述方式的改变，就象现代小说改变了文学虚构的写作一样多：最重要的变化，是叙事者现在被拉进了叙事之中，也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这不仅是在语法上将第三人称转换为第一人称的变化，而是从整体而言的一种新的叙事态度。叙事者现在是其中的一个角色，讲故事本身也是被叙述的故事的一部分。这暗示了比从外部的叙事更深刻的政治和个人之间的关联。于是，写激进的口述史并不是意识形态的事，而是个人站在哪一方，或者选择哪一类史料而不选另一类的事。毋宁说，假定有责任将她或他在说明中写出来，而且将历史编纂当作一种自主的叙事行为来显示的话，历史学家本来就存在于故事之中。政治的选择越来越不可见，也越来越无声，但却更基本了。
　　历史学家作为一个主体可以消失于工人阶级材料的客观真理之中的神话，属于政治极端主义观点，按照这个观点，所有主体角色都要消失在职业活动家的角色中，都要融入抽象的工人阶级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倒与传统的那种只将历史学家当作著述者，而不是涉入历史的主体的看法颇为相似。看起来，口述史学者是在屈从于其他的话语主体，但事实上，历史学家已经越来越不再是工人阶级与读者之间的媒介，而越来越多地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了。
　　在史学的著述中，就象在文学中一样，对讲述者作用的过分强调会导致这种作用被割裂。例如在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所著的小说《杰姆爷》（Lord Jim）中，人物/叙事者Marlow仅仅能够讲述他自己曾经看到的和听到的，为了讲述“全部的故事”，他不得不把几个其他“传递消息者”引进他的故事中。历史学家在对口述史料进行研究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在明确地引入故事的时候，历史学家也必须允许材料携其自主话语进入其中。
　　口述史没有统一的命题；它以多数的观点讲述，而历史学家所谓的公正的传统，也都被叙事者的偏好所取代。“偏好”在这里既代表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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