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句“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激励了很多代人抗击外来侵略。进入秦汉时期，汉人多次打败北方胡人，秦始皇和汉武帝都建立过赫赫武功。汉人的民族自豪感达至顶峰。到东汉时期，更是产生了一套理论，这便是当时流行的《春秋》公羊学理论。
　　然而，东汉时期的胡汉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请求保塞，得到东汉朝廷允许。国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住。匈奴败散之后，蒙古草原被鲜卑人占领。但是，鲜卑人也只维持了几十年的统一，便四分五裂。草原上的纷争局面使很多部落失去安全感，纷纷逃入长城以内。这些部落不仅有匈奴和鲜卑，还有别的民族，诸如丁零，羯族，等等。到西晋时期，胡人已经遍布北方各地，关中地区尤其众多。当时人江统在其著名的《徙戎论》中惊呼，“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6]
　　胡族大量内迁，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国处于强盛时期，但另一方面，汉人势必面临新的难题：该如何保持“华夷之防”？而似乎当时的胜利除了助长汉人的民族自豪感，进而产生文化自豪感，甚至身份的高贵感以外，并没有认真考虑“用夏变夷”的传统责任，更不懂得如何从正面去“教化”胡人。因此，在对待因败散而内迁的胡人之际，自然搬出了歧视和欺压的手段。在胡人民族意识尚浅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些歧视性的手段造成了他们巨大的心理压力，不但自卑，而且积极认同汉族文化。
　　东汉三国时期汉族的歧视和欺压且不论，在西晋时期，内迁胡人成为汉人奴隶的例子就不止一个。譬如，西晋文人阮孚，乃其父阮咸之婢所生。因为此婢是胡人，阮孚出生后，其姑取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胡人遥集于上楹”的典故，为他取字为“遥集”。[7]晋代名将祖狄也有一奴，名叫王安，是羯族人。虽然由于个人的修养，祖狄善待此奴，并放他回北。但在当时人的观念中，王安应该是身份低下，没地位，不自由的。[8]后赵开国君主石勒的经历便是明证：

　　太安中，并州饥乱，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驱匿之，获免。（中略）会建武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时年二十余，亦在其中，数为隆所殴辱。（中略）既而卖与茌平（山东今县）人师欢为奴。[9]

石姓人来自西域的石国的羯人，是标准的胡人。[10]以后来冉闵反赵进入长安，汉族人见高鼻深目者皆杀的情况看，石勒该是白种人。换句话说，他与汉人不仅民族不同，连种族也相异。他进入中国境内以后，沦为奴隶，没有迁徙的自由。逃难到外地后，外地官员可以捉拿他，卖掉他。在旅途中，他和同伴还被上了枷锁，而且是“两胡一枷“。其被奴役之程度，较之汉人奴隶，要深得多。
　　除了这些私人的养奴例子之外，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也经常派发胡族部落兵役。比如匈奴人就是如此，所以他们造反的时候，曾大声疾呼“晋为无道，奴隶役我！”[11]从这个意义上讲，胡人部落也是集体的国家奴隶。说明内迁的胡人在汉人为主体的社会中，一直处于最低贱的阶层。
　　如果说东汉以前汉人眼里的“夷狄”只是那些离自己很远的族群，胡人内迁以后，“夷狄”就成了自己的邻居，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表现得更加触目惊心。汉族文人的文字和语言中充满了对胡人的歧视色彩，时时可闻驱逐之声，比身体的虐待还严酷。晋御史中丞傅玄曾上书，曰：

　　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12]

江统也撰《徙戎论》，建议摒除胡人，曰：

　　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语言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中略）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圣贤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柔怀也。（中略）故匈奴求守边塞，而侯应陈其不可；单于屈膝未央，望之议以不臣。（中略）
　　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中略）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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