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两条史料可见，在汉晋时期，汉族士人对内迁胡人之“不轨王道”忧心忡忡，必欲摒除之而后快。虽然他们所说胡人的“不轨”行为的确伤害到晋朝百姓，但从他们的文字不难体会出蔑视和仇恨之意。普通的汉族百姓与胡人更是由于语言不同，风俗不同，常常发生冲突。《后汉书 . 西羌传》记载：

　　建武九年，隗嚣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14]

这段话所述乃东汉的情形，到了西晋情况只会更糟。汉人士人和百姓的这些想法和行为固然是胡汉文化冲突所致，也未尝不是汉族厌恶和歧视胡人之心理作祟。
　　在胡人一面，面对汉族从上而下的歧视和欺压，则是“穷恚无聊”，“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再加之他们对汉族社会的种种规矩法度不能适应，反抗的干柴早已备下，只欠火种。西晋末年，匈奴刘氏率先振臂一呼：“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中略）。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15]内迁胡人纷纷响应，很快推翻了西晋政权。胡人在长安建立了第一个自己的政权——汉，后来改名“赵”，史称“前赵”，以区别于后来建国的另一个以赵为王朝名的胡人政权。
　　胡人在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消除汉人的歧视和敌对态度。相反，胡人在华夏土地上建立政权，对于固执“华夷之防”的汉族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其震惊，恐慌，羞辱，沮丧，悲痛，仇恨，等等复杂的心情，可以想见。汉人在军事上的溃败，使华夷之间的政治地位迅速改变，“华夷之防”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条件下，汉人自然而然拿起了心理武器。心理武器有两种，一是居高临下的鄙视，另则是采用激烈言辞，抨击所谓野蛮行为。这两种方式，无论是留在中原的汉人，还是逃到河西，江南，东北的汉人当中，都可见到。投奔了胡人，不便咒骂的汉人，应该都采用了不合作的方式表示胡人的鄙视：

　　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也。（中略）光熙中，调补尚书郎。属永嘉之乱，还乡里。（中略）乃与叔父隐率数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无恒，乃依崔毖，随毖入辽东。
　　毖之与三国谋伐廆也，瞻固谏以为不可，毖不从。及毖奔败，瞻随众降于廆。廆署为将军，瞻称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数临侯之，抚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余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苍生纷扰，莫知所係，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廓清八表，侔勋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愿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馀，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如何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乃辞疾笃，廆深不平之。瞻又与宋该有隙，该阴劝廆除之。瞻闻其言，弥不自安，遂以忧死。[16]

高瞻出身士族。当时之士族乃是诗礼传家，华夏文化之精华所在。他们连出身寒族的汉人都歧视，遑论胡人？在胡人成为华夏土地之新主人之际，他们的悲愤较诸普通汉人更深一层。尽管军事上抵抗不了胡人，他们在心理上却不会欣欣然与胡人为伍。高瞻作了慕容鲜卑的俘虏，实属无可奈何。但是，他却用声称有病的方式表达了不合作的态度，无疑是蔑视胡人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慕容鲜卑国土之外，也能听到蔑视之声。公元347年冬，东晋御史俞归出使前凉，封张重华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假节事，曾与张重华有一段对话，就明白的说出了这种歧视：

　　是时御史俞归至凉州，重华方谋为凉王，不肯受诏，使亲信人沈猛谓归曰：“我家主公奕世忠于晋室，而不如鲜卑矣。台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主大将军，何以加劝有功忠义之臣乎！明台今宜移河右，共劝州主为凉王。（中略）”归对曰：“王者之制，异姓不得称王；九州之内，重爵不得过公。汉高一时王异姓，寻皆诛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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