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俞归的一番劝说旨在安抚张重华，却把慕容鲜卑比作历史上的蛮夷，贬低和不屑，宣于言表。
　　非常奇特的现象是，民族歧视在胡人的文化意识尚未觉醒的时候，并不是把胡族人推开，反而是使他们与汉族文化越靠越近。汉人的歧视，首先使胡不敢直面自己的身份和文化，一如那些在心理调查中的美国黑人孩子。具体表现就是禁止人们提到自己的族别“胡”字。当后赵君主石勒即位之后，“讳胡尤峻”，“号胡为‘国人’，有人谈及“胡”字便是杀身之祸。[18]这让人不禁想起清朝对建州女真历史讳莫如深的相似事例。
　　这些行为看似胡人之自强自卫，实则反映了他们深深的自卑心理。据历史记载，一次一个胡人喝醉酒，乱闯宫禁，石勒震怒，责问为何无人阻止。守宫门的汉官冯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石）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19]冯翥慌惧中忘了回避“胡”字，该当罪责，可是族人不够文明实在让石勒自卑，无可奈何地赦免冯翥。这样的自卑心理通过胡族统治者在汉族士大夫面前所表现的羞惭可以看得更清楚：

　　（石）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授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坦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坦性诚朴，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尝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励贪俗。[20]

樊坦当着石勒骂羯人，不啻太岁头上动土，该是杀身之祸，可是，石勒却对他宽宏大量，固然说明石勒尊重汉族士大夫，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其族人的野蛮行为心知肚明，无法否认。最关键是，他觉得那些行为可耻，没有理由去反驳汉人的责骂。
　　慕容廆劝降高瞻的一番话，虽然温良，却是同样心态的不同表现形式。以慕容廆之精明，不难体会出高瞻的歧视与对抗心态，故有“但问志略如何，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之问。其用心之良苦，亦足可怜。当初，他拜见东夷校尉何龛时，曾刻意换装，也足见其敏感：

　　帝嘉之，拜为鲜卑都督。廆致敬于东夷府，巾衣诣门，抗士大夫之礼。何龛严兵引见，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问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礼，宾复何为哉！”龛闻而惭之，弥加敬惮。[21]

虽然何龛对他的态度改变了，那只是被他的个人魅力所震慑，而对鲜卑人整体还是蔑视的。
　　面对这么强大的舆论压力，胡人领袖自卑之极，在回护自己族人缺点的同时，也注意约束自己。前引石勒因汉人士人樊坦被胡抢掠，而“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励贪俗”，就是一种姿态。慕容廆及其后人则努力提倡汉化，用汉人的法规和人伦道德约束自己，并模仿汉人的生活方式，成为十六国时期汉化最深的族群。这些实际的效果，不能不说有汉人歧视带来的心理压力所起的作用。

　　进入华夏地区的胡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最后被汉民族所同化，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其间的原因是否象以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高级文化对低级文化的感召所起的作用，则尚待研究。但根据本文的考察，民族歧视对胡族汉化的催化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与感召的堂皇相距甚远。在后来的历史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相似的情况，但本文难以一一叙述。汉人的言与行是否合乎现代文明的标准、对胡人是否公平，均可进一步商榷，却的确不辱儒家“用夏变夷”的传统使命。

[1]关于这一点，缪钺《略谈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一文有论述，请参考。文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0页。也请参考朱大渭《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36-65页。[2]“ One of the most tragic consequence of prejudice is that the targets of discrimination may eventually come to accept the stereotypes, resulting in lowered self-esteem, feeling of hopelessness, and even self-rejection. In some instances, as a defense against the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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