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作为的割据统治者。在立嗣问题上，当初他也比较清醒。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和《吴主五子传》，孙权共有七个儿子：长子登、次子虑、三子和、四子霸、五子奋、六子休、少子亮。然诸子皆非一母所生，为同父异母兄弟。孙权又长期未正式立后，故诸子无严格意义上的嫡庶之别，而只有长幼之分。黄初二年（221），孙权为吴王时，即立长子登为王太子，并且很注意对太子的培养，精选师傅和宾友。《孙登传》便称“是岁，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其中诸葛恪、张休、顾谭和陈表号为“四友”，谢景、范慎、刁玄和羊衟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从这份名单看，东宫僚属皆为孙吴侨、旧士族第二代人物中的精英之士；孙权又先后以名儒程秉和征崇为师傅[1]，又一度令江东世族代表陆逊“领宫辅留事”，辅佐孙登。在他们的熏陶下，孙登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为人之表现与从政之态度颇具儒者气质。根据大量事实，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孙登是一位极佳的继嗣人选。陈寿在其传末便评曰：“孙登居心所存，足为茂德之美。”宋人叶适也指出：“孙登德兼于能，知人则哲，深达治要，临殁一疏，不论三代以前、三代以后，世子藩王之贤，少有及者，同时曹子桓、子建，何足道哉！”[2]验之史实，这些评价皆恰如其份，并非誉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孙登并未能登大位，赤乌四年（241）年仅33 岁的孙登病卒，这对孙吴政权来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不过，仔细检索史实，我们似乎又觉得孙登之早死，对他个人来说也许是一件幸事。因为有迹象表明，孙登死前，其继嗣地位已不太稳固。《三国志》本传注引《吴书》载：“弟和有宠于权，登亲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让之心。”《孙和传》则载和“少以母王氏有宠见爱”，注引《吴书》则说：“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权尤爱幸，常在左右，衣服礼秩雕玩珍异之赐，诸子莫得比焉。”权之爱和显然有过于登，故登死前上疏便明确表示：“皇子和仁孝聪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系民望。”[3]初见这几条记载着实令人惊讶：如果孙登不死，他很有可能被废黜。难怪叶适不无忧虑地说：“孙权暮年，骄惰猜险，祸成骨肉，登亦幸早死，未知父子之爱竟能始终否。”[4]确实，如果不是感觉到了严重的危机，孙登是绝对不会“常有欲让之心”的。这也就是说，孙权宠爱次子孙和，并有意以之代替孙登。
何以如此？究其根源，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孙权“嫡庶不分，闺庭错乱”。根据儒家“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原则，孙登虽为权长子，但仍有身份上的弱点。据《三国志·孙登传》、《吴主徐夫人传》，登生母“庶贱”，由徐夫人母养之，后徐夫人以妒废处吴，“步夫人最有宠”。故登将拜太子时，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权问：“卿母安在？”登答“在吴。”权默然。孙权不立徐氏为后，这使孙登的地位始终不稳定。故清人何焯就此指出“有防微之虑者，当在此时。”[5]后孙权意以步夫人为后，“而群臣议在徐氏，权依违者十余年，然宫内皆称皇后，亲戚上疏称中宫。”[6]这表明徐氏与步氏之间争后持续时间甚长、斗争甚为激烈。支持徐氏者主要是儒学朝臣，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维护太子登的合法继嗣地位。而孙权则不重儒家礼法，意欲因爱立后。汉魏之际礼教松弛，不少统治者都如此，其中最著名者当然是曹操父子，孙权也如此，正如何焯所说：“三国之君皆不知正家，纳再婚之女而反使聘嫡下之，此权晚年所以继嗣不定也。”[7]在徐氏与步氏相争过程中，孙权尚有理性，没有演化成残酷的政治斗争。但步氏无子，此后步氏逐渐失宠，王夫人取而代之，王氏有子孙和。这样形成了步氏与王氏相争的局面。随着孙权年龄的增长，理性日衰，终于在新一轮后宫斗争的刺激下，促成了统治集团内严重的政治斗争。
二、“二宫构争”：太子和与鲁王霸之争
孙登既死，次子孙虑又早亡，故得宠的三子孙和在赤乌五年（242）便顺利地获得了太子位，并且完全合儒家长子继承的学说。据《三国志·吴书·孙和传》，孙权既宠爱孙和，也很注意对他的培养，令名儒阚泽“教以书艺，好学下士，甚见称述。”注引《吴书》也载和“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和立为太子后，以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名士为侍从。从有关记载看，孙和具有良好的儒学修养，与儒学士大夫间的交往甚为融洽，因此，孙和是孙登之后最合适的继嗣人选，早年支持孙登的儒学士大夫便逐渐聚集到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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