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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隐或显的存在着地域矛盾的影子。由此可说，方先生所论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二宫构争”的特质，可谓通达之见。
不过，就孙吴政治的总体演化趋势而言，是孙吴政权及淮泗集团的江东化，而这一变化大体在孙权黄武年间便已基本完成，淮泗人物便融入到江东社会之中，因此，简单的以地域分野来论定发生在孙权末年的“二宫构争”以及此前的吕壹案、暨艳案的性质，不仅不尽符合事实真相，而且对很多史实不能做出圆通的解释。比如在北方人士中，孙权与张昭的对抗相当严重，而张昭在反对孙权征辽东等大事上与江东陆逊等人的看法完全一致。又如步骘，早在太子孙登问他贤人士君子时，他便称述陆逊等江东人物，当吕壹纠弹陆逊、顾雍等江东人物时，骘上书孙权说：“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忧深责重，志在竭诚，夙夜兢兢，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19]又如吕岱，曾与陆逊共掌荆州军政，配合协调，张承致书岱：“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则足下与陆子也。”岱又“亲近吴郡徐原”，“原性忠直，好直言，岱时有得失，原辄谏诤”，岱视为“益友”，后原死，岱痛哭，以为无人可“闻过”[20]。又据《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会稽余姚名士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屡为之说。”不仅如此，南北儒学宗族已开始通婚，如张昭孙女便嫁与陆逊子抗，门阀最重婚姻，当时南北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家族间开始通婚，可见他们已融合到了一定程度。在太子孙登的僚属中，南北才俊同处，互相品目，颇为和谐。故孙权称帝后并未见到南北士人间用心排挤、倾轧的典型事例。相反，相互合作的事例尚有不少，难以一一列举。正因为北人的江东化，南北士人间的相互融合，其地域隔阂日渐淡化，故入晋后，不少汉末南徙的北人已著籍江东[21]。另外，在“二宫构争”中，两党成员中都有南北混窜的情况，即江东一系有北人，江北一系中有南人，更难解释的是诸葛恪父子异党，恪附太子和，恪子绰附鲁王霸。以上种种史实上的抵捂恐怕都是简单的“地域论”所无法解释的。
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论证，以企得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看法。通过检索文献和参阅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以为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孙吴立国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变故皆是出自寒门的皇权与儒学世族之间深刻的内在矛盾的必然反映。
汉魏之际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其影响所及牵涉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诸领域。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表现在政治上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便是寒门军阀乘乱崛起，并且与儒学世族展开了激烈的冲突和斗争。我们知道，自东汉以来，儒学世族势力日益兴起，渐成当时的主导力量，虽历经汉末皇权及其依附力量——阉宦、外戚——的摧残，其兴盛之势末衰。然而汉魏之际的军阀混战却暂时中断了他们的发展进程。在混战中崛起的各军阀政权大多出自寒门，而儒学世族的军事代表如袁绍、刘虞、刘表、刘焉等皆相继被灭。各地区的寒门军阀在争夺统治权及其统治过程中，都不同程度的与当地的儒学世族发生过冲突，推行了种种摧残、压制儒学大族的政策。最著名的是曹操在中原地区厉行“法术”之治，行“校事”之制，杀戮孔融等名士，易风移俗，影响甚巨。其他如公孙瓒、公孙度父子等，更是专以残害世族之士为事，就连诸葛亮治蜀，也是推行法治，扼制世家大族的[22]。具体到东吴，也有类似的精况，只是以往人们笼统的说孙吴依仗南北大族的支持而立国，从而忽视了对一问题的深入探究。
其实，富春孙氏出自寒门，陈寿在《三国志·孙坚传》“评”中说坚“孤微发迹”[23]。查《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可知：“孙坚之祖名锺，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太平御览》卷五九九《礼仪部·墓冢三》引《幽明录》也有同载。坚之祖“以种为业”为业，完全是一个孤微之家，根本无文化传承可言。正因为如此，孙坚只能初求为县子吏，后以行武、镇压黄巾起家，并很快与儒学世族人物产生了冲突。据《三国志》本传，坚任长沙太守，“荆州刺史王睿素遇坚无礼，坚过杀之。”王睿，出自琅邪王氏[24]，儒学大族子弟，以门第轻视坚，《孙坚传》注引《吴录》便载：“睿先与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后坚寻机杀睿，睿问：“‘我何罪？’坚曰：‘坐无所知。’睿穷迫，刮金饮之而死。”孙坚与王睿的矛盾正是门第引发的。孙坚后来依附僭逆之人袁术，更为儒学之士所轻视。孙策曾受袁术之命攻打庐江太守陆康，康乃江东陆氏之代表，此役陆氏宗族百余人被困，死者殆半。这是孙氏与江东大族结仇之始。此后孙策返师江东，江东大族皆以袁术之余孽视之，少有与之合作者，故孙策全力仰仗随征之江北军将和谋士的支持，并对江东大族进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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