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血腥的镇压，《三国志·吴书·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载：“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吴主权传》注引《傅子》也载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以往人们对这些史实少有注意，经田余庆先生在《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中精湛的考证和研究[25]，终于揭示了孙吴政治上的千年未发之覆，基本澄清了事实的真相。据田先生所考，孙策所杀江东士人甚多，其中会稽盛宪宗族、周昕宗族及嘉兴王晟宗族等几被杀绝，直到孙权执政之初还亲手杀了盛宪、沈友等清议之士，后来又相继拘禁、流放会稽魏滕、虞翻和吴郡陆绩等名士，与曹操杀孔融相似。陆绩死于贬谪地，死前自称“有汉志士吴郡陆绩”[26]，根本不以孙氏政权为意！
当然，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也有妥协、合作的一面。孙吴统治者认识到，要在江东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就必须争取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与合作。侨寓士人的代表张昭等更是极力拢络江东人物。而江东大族中的务实人物陆逊、顾雍等人看到孙氏政权已粗具规模，只有与之合作才能给江东世族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而相继进入孙氏政权，并在黄武年间先后成为军事与政治领域的当轴人物，标志着孙权政权实现了“江东化”，南北儒学士人也走上了逐渐合流的道路，如张昭与顾雍、陆逊一样都主张行德政，都主张用儒家政治理念来规范孙吴政治。甚至与儒学之士交往密切的孙权之子孙登、孙和等都明显儒家化，特别是孙登重贤爱士，其交游、行政，与儒学之士无别，并对孙权采取的扼制世族的吕壹事件深表不满，其死前还上疏孙权：“臣闻为政听民，律令与时推移，诚宜与将相大臣详择时宜，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27]孙和也有德治之思，如“是时有司颇以条书问事，和以为奸佞之人，将因事错意，以生祸心，不可长也，表宜绝之。”[28]这表明孙吴立国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儒学世族的结合。
但是，孙登、孙和并不能实现他们的儒家化的政治主张。孙权是一位在位比较长的统治者，这无论对其个人，还是对历史，都末必是什么幸运的事[29]。因为在古代集权制度下，专制主往往具有绝大的政治决定权，而政策的变动通常要寄希望于老皇帝的死亡才有可能实施，否则，一些陈旧的东西便会继续下去，甚至发生恶变，造成严重的祸乱。孙权中后期的政治情况便如此。一方面，为了政治的稳定不得不向江东儒学世族开放政权；另一方面，面对儒学世族势力的发展及其后继者的儒化，他又觉得君权受到了制约。一般说来，寒门政治是崇尚集权的，而门阀世族则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分权，这是一对矛盾，也是汉魏之际各地域政权政治斗争的主题。毫无疑问，出自寒门的孙权与曹操一样，主张强化皇权。《三国志·诸葛瑾传》载有孙权对曹操的一段评论，很能说明问题：
近得伯言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甚于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之不如操也。……又长文（陈群）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逮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怨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强当陵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
这段话可谓孙权的肺腑之言，他极力赞同曹操打击世族的集权之策，而对其后继者大权旁落则表示无法接受，并明确指斥世族朝臣当权是乱亡之道，这是一定要避免的。因此，可以说孙权是以曹操为榜样，以曹丕之后的情况为教训，这在他执政的中后期明显的表现出来了。他仿效曹操，设“校事”，监督、检举儒学世族人物，掀起了巨大的政治风波。随着年龄的衰老，孙权对身后之事的顾虑越来越重，他对儒学世族的上升十分担忧，对孙登、孙和的儒化甚为不安，因此，他不断制造事端，打击儒学世族人物，所谓“二宫构争”便是继吕壹案之后，孙权针对儒学世族发动的最严重的政治斗争。
为扼制儒学大族势力的上升，孙权主要依靠宗室、外戚人物，并提携一些寒门才俊之士。在立嗣观念上，儒学大族遵照儒家立嗣以嫡以长的原则，先后支持大子登、太子和，并希望通过他们来进一步推进孙吴政权儒家化的进程。对世家大族的用心，孙权当然是很清楚的。为不出现曹操之后曹魏政权中儒学世族抬头的情况，他有意抚持鲁王霸，培植新的政治力量，以对抗世族政治势力。与太子和集团成员主要为世族人物不同，鲁王霸集团主要人物多出自寒门和宗室、外戚，如南人中的吴安、孙弘、全琮父子等皆非江东世族，北人中的吕岱、吕据为淮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