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魏人手中收复此州。又显然是没有达到目的，乃改任威生为晋州刺史。史籍不载夏侯威生与夏侯详之间是何关系，但从侯景对夏侯威生的这种重视程度看，可以肯定其为夏侯详的族人，甚至就是其后裔。威生为南豫州刺史，复地不成，而转为晋州刺史。此二州都在江北。由此，可以看到，侯景虽然极力在江南的建康与梁军作战，但实际是把江北之地作为他的根据地或大后方的，其目的明显是在不利时退守江北。夏侯威生担负着为侯景经营根据地或大后方的任务，如果不把他看作侯景的坚决的支持者，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这样，就可明白，所谓夏侯氏与梁中央的矛盾，主要是指豫州的夏侯氏与梁中央的矛盾。更具体地说，主要是指夏侯详 的后人夏侯譒、夏侯威生等与梁中央的矛盾。他们应是豫州夏侯氏的代表。
支持侯景的地方豪族除了夏侯氏之外，还有裴氏。
《梁书·侯景传》载太清三年十二月“（侯）景以裴之悌为使持节、平西将军、合州刺史”。所谓“西”，即是“江西”，亦即江北。裴之悌为裴之高之弟，裴邃之侄[17]。韩树峰博士指出“寿阳、合肥始终是裴氏家族所在之地，也是他们赖以自保的根据地[18]。”“梁末陈初，寿阳、合肥是裴氏频繁出没之地”[19]。又说裴氏是豫州流民集团中“最具代表性的家族”[20]。我同意这个意见。显然，侯景是要利用裴之悌经营江北为其大后方。须说明的是，裴之悌不是一开始就支持侯景的。《梁书·侯景传》载景乱梁之际在建康“抗”于梁武帝的表文中说[21]：“臣御下素严，无所侵物，关市征税，咸悉停原，寿阳之民，颇怀优复。裴之悌助戌在彼，惮臣检制，遂无故遁归，又启臣欲反。陛下不责违命离局，方受其浸润之谮。处臣如此，使何地自安。”这是侯景所举梁武帝十失中的第八失。由此可知，裴之悌在太清三年十二月之前，其政治态度是倾向于梁中央政府的。尽管如此，侯景还是不得不加以利用，就因为裴氏是豫、南豫二州颇具影响的地方豪族。
须指出的是，裴氏家族中只有裴之悌被侯景任为合州刺史。换句话说，只有裴之悌明确地支持侯景。《梁书》卷二八《裴邃传》附《裴之高传》[22]：
及（台）城陷，之高还合肥，与鄱阳王（萧）范西上。稍至新蔡，众将一万，未有所属，元帝遣萧慧正召之，以为侍中、护军将军。到江陵，承制除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卒，……谥曰恭。
《南史》卷五八《裴邃传》附《裴之高传》[23]：
及（台）城陷，之高还合肥，与鄱阳王（萧）范西上。元帝遣召之，以为侍中、护军将军，到江陵。
时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传之悌斩侯景，元帝使兼中书舍人黄罗汉报之高，之高竟无言，直云：“贼自杀贼，非之高所闻。”元帝深嗟其介直。承制除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卒，谥曰恭。
裴之高虽然在台城陷后回到合肥，但并没有在那里组织势力以支持侯景，而是紧接着从合肥西上，至新蔡，到江陵；并且视降侯景的胞弟之悌为“贼”，以示与之悌划清界限。此外，裴之悌并不是裴氏中最具影响的人。这说明裴氏中虽然也有人支持侯景，但在程度上与夏侯氏的支持侯景是有不同的。这不同就表现在：（1）裴氏支持侯景的人数没有夏侯氏多；（2）裴氏支持侯景不是裴氏中地位最高的人，而夏侯氏支持侯景的人却是夏侯氏中地位最高的人；（3）裴氏支持侯景的态度也不如夏侯氏坚决。这些不同与梁后期裴氏在豫州地位的变化有关。上举韩文认为裴氏是豫州流民集团中“最具代表性的家族”，从豫州流民集团在南朝的整个历史说，确实可以如此说。但在裴邃死后，特别是在夏侯亶、夏侯夔任豫州刺史之后，似乎可以说，在政治地位上应该是夏侯氏居于裴氏之上了。在这种形势下，梁中央不以夏侯氏继续居于豫州的最高的政治地位，夏侯氏感到的痛切就要比裴氏感到的痛切深和大。这应是裴氏虽然也支持侯景，但不如夏侯氏对侯景的支持积极坚决的重要原因。
最后，必须说明，夏侯氏、裴氏对侯景建立江北防线到底有多大的帮助。我无意于夸大这种帮助。但似乎可以这样看：夏侯、裴二氏都是梁江淮之地颇具声望和影响的家族。二氏中有人公开积极地支持侯景，必然造成梁政府失去强有力的支柱而侯景得人心的社会舆论氛围。这一来，江北的侯景影响所及之地的军民易于为侯景组织利用，是必然的。这对阻止东魏北齐向江北的侵夺有一定的帮助。
三 东魏北齐受自身局势的牵制
东魏虽然在梁太清二年八月就定下了夺取“江、淮之北”的计划，但它不能集中全力加以实施。这是因为它受到一些事件的牵制。主要的事件，我可以举出三个，即颍川之战、高澄被刺及高洋称帝。东魏与西魏的颍川之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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