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了，因为东魏当时要急于驱逐占据颍川的西魏王思政之军。东魏为驱逐王思政之军，使用了东魏可以抽调的兵力。我想，这就是《周书·王思政传》“史臣”说东魏所出之兵为东魏“倾国之师”的原因。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下台城之前，东魏都没有从颍川战事中解脱出来。侯景攻下台城后，可以大力在江北布防。太清三年六月，东魏攻克颍川，因出兵多，损失大，自然要从事调整。可是两月之后，高澄即被杀，东魏最高统治当局最关注的大事是内政稳定，自然无暇肆力于外。等到武定八年正月东魏内政稳定，可以肆力于外之时，距侯景攻下台城，控制梁朝最高权力，已经有十个月的时间。可知，侯景在江北所作的阻御东魏侵逼的工作，已有相当成绩。可是，高洋自感政权稳固后接着想做的是废元氏而称帝，自然不会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到侵梁夺地上。等到高洋称帝并感到新朝稳定后才能注意到以侵梁夺地作为新朝新气象的荣光了。
《梁书》卷五六《侯景传》：大宝元年，“齐遣辛术围阳平，（侯）景行台郭元建率兵赴援，术退。[40]”此《传》记此事月份不明，《资治通鉴》[41]记之在大宝元年十月、十一月，曰：“齐东徐州刺史行台辛术镇下邳。十一月，侯景征租入建康，术率众渡淮断之，烧其谷百万石，遂围阳平，景行台郭元建引兵救之。壬戌，术略三千余家，还下邳。”这是史籍所载文宣帝即位后北齐之兵在江淮之地的活动之事。这或许可以视作文宣帝即位后自感新朝稳定而可肆力于外的一个信号或标志。如果这个看法有理，那么，可以认为，从东魏武定六年（梁太清二年即公元548年）八月到北齐天保元年（梁大宝元年即公元550年）十月两年多的时间里，东魏北齐对江淮之地的用兵是几乎处于停止状态的。我说“几乎处于停止状态”，侧重的是在此期间东魏北齐没有主动进攻，而是坐收渔人之利。兹举一事以明之：
《梁书·侯景传》[42]：
初，北兖州刺史定襄侯（萧）祗与湘潭侯（萧）退，及前潼州刺史郭凤同起兵 ，将赴援（建康），至是（按指太清三年三月），凤谋以淮阴应（侯）景，祗等力不能制，并奔于（东）魏。（侯）景以萧弄璋为北兖州刺史，州民发兵拒之，（侯）景遣厢公丘子英、直阁将军羊海率众赴援，海斩子英，率其军降于（东）魏，（东）魏遂据其淮阴。
太清三年为东魏武定七年。羊海降东魏的太清三年三月，正当东魏全力以平颍川之际。东魏虽然取得梁淮阴，但不是强力取地，因为它是应梁人之降而就势取地的。这样，我可以说，东魏北齐在平定颍川、高澄被刺及高洋称帝三大事件持续发生的武定六年（梁太清二年）八月至天保元年（梁大宝元年）十月的二年多的时间里，对江淮之地的经略之策主要是坐观形势，相机取利，不事强攻。
这样，就能很好地理解东魏北齐自身不能全力向江淮之地用兵是侯景建立江北防线的基础的道理了。
四 小结
侯景的江北防线能够建立的基础，除了特殊的社会环境、夏侯氏及裴氏两大地方豪族的支持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东魏北齐因自身的局势不能全力向江北推进。具体地说就是平定颍川、高澄被刺及高洋称帝之事影响了东魏北齐侵梁夺地之事：
太清二年（东魏武定六年）八月侯景乱梁后，东魏虽然定了略梁“江、淮之北”的战略计划，但当时它要急于驱逐占据颍川的西魏王思政之军，战略计划的事实只能延缓。东魏为驱逐王思政之军，使用了“倾国之师”即东魏可以抽调的兵力。平颍川之役结束于太清三年六月。此前，东魏都没有从颍川战事中解脱出来。侯景在太清三年三月攻下台城后，可以大力在江北布防，而东魏却不能大力侵梁夺地。太清三年六月，东魏虽然攻克颍川，但因该役历时长，出兵多，损失大，役后要从事调整。可是两月之后即八月，即有高澄被杀之事，此时作为东魏最高统治者的高洋最关注的大事是权力的确立及稳固，因而无暇肆力于外。等到天保元年（梁大宝元年）十月北齐内政稳定，可以肆力于外之时，距侯景攻下台城，控制梁朝最高权力，已经有一年半多的时间。此时，侯景在江北所作的阻御东魏侵逼的工作，已有相当成绩，而北齐仍不能大力侵梁夺地。侯景的江北防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稳固的。
（本文英文名：The Foundations of the Defence Lines Founded by Hou Jing in the North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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