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景业先为天文图谶之学，又陈山提家客杨子术有所援引，并因德政，劝显祖（按即文宣帝）行禅代之事。德政又披心固请。帝乃手书与杨愔，具论诸人劝进意。德政恐愔犹豫不决，自请驰驿赴京，托以余事，唯与杨愔言，愔方相应和。
德政还未至，帝便发晋阳，至平都城，召诸勋将入，告以禅让之事。诸将等忽闻，皆愕然，莫敢答者。时杜弼为长史，密启显祖云：“关西是国家劲敌，若今受魏禅，恐其称义兵挟天子而东向，王将何以待之？”显祖入，召弼入与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与王争天下者，彼意亦欲为帝，譬如逐兔满市，一人得之，众心乃定。今若先受魏禅，关西自应息心。纵欲屈强，止当逐我称帝。必宜知机先觉，无容后以学人。”弼无以答。帝已遣驰驿向邺，书与太尉高岳、尚书令高隆之、领军娄睿、侍中张亮、黄门赵彦深、杨愔等。岳等驰传至高阳驿。帝使约曰：“知诸贵等意，不须来。”唯杨愔见，高岳等并还。帝以众人意未协，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龙，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终，汝何容欲行舜、禹事？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又说者以为昔周武王再驾盟津，然始革命，于是乃旋晋阳。自是居常不悦。徐之才、宋景业等每言卜筮杂占阴阳纬候，必宜五月应天顺人，德政亦劝不已。仍白帝追魏收。收至，令撰禅让诏册、九锡、建台及劝进文表。
至五月初，帝发晋阳。德政又录在邺诸事条进于帝，帝令陈山提驰驿赍事条并密书与杨愔。大略令撰仪注，防察魏室诸王。山提以五月（日）至邺[35]，杨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书崔悛、度支尚书陆操、詹事王昕、黄门侍郎阳休之、中书侍郎裴让之等议撰仪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阳王（元）坦等总集，引入北宫，留于东斋，受禅后，乃放还宅。帝初发至亭前，所乘马忽倒，意甚恶之，大以沉吟。至平都城，便不复肯进。德政、徐之才苦请帝曰：“山提先去，若为形容，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马子如、杜弼驰驿续入，观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邺，众人以事势已决，无敢异言。
……
此《传》记事颇为详细，完全可以当作文宣帝高洋的本纪文字来读。根据此《传》，可知，文宣帝高洋称帝，积极的劝导者仅为高德政、徐之才及地位卑下的宋景业、陈山提、杨子术诸人，而名士杜弼及高洋之母娄后是激烈反对的。杨愔虽然在高洋称帝之事中发挥了大作用，但其态度实为暧昧。可以认为，对高洋称帝，反对之声是很高的。名士杜弼及高洋的母亲娄后的激烈反对，“诸将”的“愕然”，“众人”在“事势已决”的情况下，才“无敢异言”，都是高洋被动的证明。大多数人的反对几乎使高洋失去了勇气和信心[36]，这就是他“至平都城，便不复肯进”的原因。
在平定颍川、高澄被刺身及高洋称帝这三大事件接连发生的情况下，高氏最为关心的是政权的稳固。相比之下，侵梁夺地就已经是外在之事，不重要的了。因此，直到高洋称帝并使政权稳固之前，其侵梁“江、淮之北”的军队放缓进军速度甚至停止行动，是必然的。
这样，就很可注意东魏出兵司州之事了。《资治通鉴》卷一六二《梁纪十八》武帝太清三年十二月[37]：“东魏使金门公潘乐等将兵五万袭司州，刺史夏侯强降之。于是东魏尽有淮南之地。”潘乐出兵之事不见于《北史》卷五三《潘乐传》[38]，司马光等人必别有依据。考察东魏此次出兵背景，便看到学界以往不曾注意的问题。《周书》卷二《文帝纪下》大统十五年（按即梁太清三年）十一月[39]：“（宇文泰）遣开府杨忠率兵与行台仆射长孙俭讨之（指梁司州刺史柳仲礼），攻克随郡。忠进围仲礼长史马岫于安陆。”随郡属司州，在司州治所义阳西南。显然，东魏出兵取司州是为西魏所驱使，其用意是向西魏表明自己属意于梁江淮之土。这样，就可以看到，东魏袭取梁司州，是与武定六年（梁太清二年）八月所定夺取梁“江、淮之北”的计划是一致的。西魏攻克随郡，就已威胁到东魏略梁“江、淮之北”的战略。因此，东魏不得不出兵。但另一方面，又使我感到，东魏能出五万大兵袭取司州，说明武定七年（梁太清三年）八月高澄被刺之后的高洋对自己权力的稳固已经有了信心，可以肆力于外了。不过，出兵袭取司州之时，高洋还没有为高澄发丧。这说明此时，高洋对自己权力稳固的信心，还没有到完全向外显示的程度。既然武定八年正月是高洋向外显示其权力稳固的时间，那么在此之前，除了取司州之事外，可以说东魏对江淮之地的用兵几乎是处于停止状态的。我也看不到在武定七年（梁太清三年）八月至武定八年（梁大宝元年）正月之间，即高澄被杀之后至高洋为高澄发丧之前，东魏除了取司州外，还有其它出兵侵梁之事。这不是史料的阙佚，而是事实。
这样，就很好理解侯景的江北防线得以建立的原因了：因为太清二年八月侯景乱梁后，东魏虽然定了夺取梁“江、淮之北”的战略计划，但计划大实施被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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