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颍川之战

　　《北史》卷六《齐本纪·文襄皇帝纪》武定六年[24]：“（八月）使大行台慕容绍宗与太尉高岳、大都督刘丰讨王思政于颍川。”同书同纪武定七年[25]：“五月戊寅，文襄帅师自邺赴颍川。六月丙申克颍川，禽西魏大将军王思政，……。”《北齐书》卷二七《刘丰传》[26]：

　　刘丰，字丰生，普乐人也。有雄姿壮气，果毅绝人，……。王思政据长社，世宗（文襄帝）命丰与清河王（高）岳攻之。丰建水攻之策，遂遏洧水以灌之，水长，鱼鳖皆游焉。（武定六年）九月至（武定七年）四月，城将陷。丰与行台慕容绍宗见北有白气，同入船。忽有暴风从东北来，正昼昏暗，飞沙走砾，船缆忽绝，漂至城下。丰游水向土山，为浪所激，不时至，西人钩之。并为敌所害。丰壮勇善战，为诸将所推。死之日，朝野骇惋。

《周书》卷十八《王思政传》[27]：

　　东魏太尉高岳、行台慕容绍宗、仪同刘丰生等，率步骑十万来攻颍川。……岳知不可卒攻，乃多修营垒。又随地势高处，筑土山以临城中。……齐文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慕容绍宗、刘丰生及其将慕容永珍共乘楼船以望城内，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风暴起，船乃飘至城下。城上人以长钩牵船，弓弩乱发。绍宗穷急，投水而死。丰生浮向土山，复中矢而毙。生擒永珍。……齐文襄闻之，乃率步骑十一万来攻。自至堰下，督励士卒。水壮，城北面遂崩。……

《周书·王思政传》 “史臣曰”谓王思政[28]：“作镇颍川，设萦带之险，修守御之术，以一城之众，抗倾国之师，……。”平颍川之战，东魏不仅是出“倾国之师”，而且是高澄亲自督战，方才攻克。前后持续近一年，可称是耗时长；东魏最优秀的将领慕容绍宗及刘丰生都死于此役，可谓损失大。当然，对《周书·王思政传》“史臣”语所言的王思政“倾国之师”，应该有所理解。 “史臣”对王思政的功绩施以赞誉之词，言其“抗（东魏）倾国之师”，容有夸大。因而这“倾国之师”，自然不可理解为东魏所有的军队，而应理解为是东魏在当时可以抽调的军队或可以抽调的部分军队。因为：据《周书·王思政传》，东魏为平颍川，前后出兵共二十一万；而据估计，东魏在天平元年，可以抽调的军队就有二十四万人，而到北齐时如果没有六、七十万人也不会少于三、四十万人[29]。平颍川之时是东魏后期。因此，当时东魏之兵最少不应少于三、四万人。如当时兵数接近六、七十万人，则平颍川东魏抽调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如为三、四十万人，则平颍川东魏是抽调了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左右的兵力。这样，无论如何，都可以认为，在武定六年（公元548年）八月至武定七年（公元549年）六月这十个月期间，出兵平颍川是东魏最为重要的大事。

　　（2）高澄被刺

　　据《北史》卷六《齐本纪·文襄纪》，高澄被刺死于武定七年八月辛卯（初八）。《北齐书》卷四《文宣纪》称[30]：“世宗（高澄）遇害，事出仓卒，内外震骇。”颍川战事结束二月高澄即被刺身亡。何德章认为，“高澄之死是一场有预谋的政变，……是东魏北齐之际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动。……是高洋主谋杀了高澄，……。”[31]我认为何文所言有理。因此，这是一次政治谋杀，是文宣帝高洋为掌握政权而为。何德章还认为，“高澄的暴死意味着东魏北齐政治轨辙的重大转变，意味着汉族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失势及鲜卑勋贵对政权的独占，意味着其后建立起来的北齐政权政纲不张、政治腐败，”“是确定无疑的。”[32]依此，可见这是东魏内政方面最大的事件，其重大程度不在武定五年正月的侯景叛乱之下。不过，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所在，不拟详论。我想指出的是，东魏朝廷为高澄发丧是在武定八年正月辛酉（十一）即在高澄被刺的五个月之后，可以想见执政者高洋等人对高澄之事处理的小心谨慎了。我认为，为高澄发丧是一个标志，这就是以高洋为首的东魏最高统治层自感已经稳定了内部局势，从而可以从事新的任务，面对新的挑战了。

　　（3）高洋称帝

　　《北齐书》卷九《神武娄后传》[33]：“文宣将受魏禅，后固执不许，帝所以中止。”更有意义的是同书卷三十《高德政传》[34]所载者：

　　德政与（文宣）帝旧相昵爱，言无不尽。散骑常侍徐之才、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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