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指的就是客民间的婚姻关系。有的间或与本地土著“互通庆吊，缔结婚姻”，亦因“俗尚不同，而口音亦历传不改”，客民们仍“得以自为风气也”。[24]清代的海南岛，也是土满人稀，岛西北的儋州，居民中有老客、新客的区别。老客指的是嘉庆、道光以前由外地迁居的；新客则指咸丰、同治时才刚进入的恩平、开平人。新客与旧客，言语、衣冠和婚丧习俗多有差异，故各自为婚姻，不通戚属。[25]浙江于潜县，当地官府鉴于太平天国后，百姓死散流亡，田亩荒芜，实行招垦政策。一时间，江西、安徽、福建暨浙东诸郡百姓，纷纷应垦与籍。他们之间，“其婚嫁丧葬，土客既不相同，即客与客亦多互异”。[26]所以一时很难谈得上交往结亲了。
造成如此等等原因，从客民方面来说，是因为他们成批迁居，成群定居，有的地方还出现主客相等、客多主少，人口籍贯上的倒置状况。客民们尽管居住的地区变更了，可固有的思想、固有的习惯并没有多大改变，而抱群而居的条件，使其仍有可能选择同乡邻里。当然，客民的这种婚姻局面，从根本上说，与前面一再说过的中国传统婚姻观是有关系的，而共同的习俗，方言等等，本身就是一种吸引，特别在他乡异地和初期创业的困难条件下，一提起同乡便会油然地产生亲近感，进而通婚，是很正常的。
此外，当地居民的排斥和不认同，也是个重要因素。这里既有主客双方生活习俗的差异（这在前面曾多次提到），也牵涉到经济方面的冲突（如争夺土地、水源引发的纠纷等等）。四川云阳县土著居民，面对不断增多的客民，起始颇多仇视；[27]有的地方的土著百姓，甚至长期坚持婚姻不对外。[28]只要双方仍在对立不合作，那么各自抱团、互不交往的局面，也不会根本改变。
但是，不管主客之间，或客民和客民之间，开始的关系如何隔膜，乃至不相融洽，可他们终究共同生活居住在一个局部的环境里，不能长期不相往来。诚然，这中间可能充满着痛苦和矛盾，在痛苦中调整感情，在矛盾中磨合关系，以至终于相好、结成亲戚。前面说到的云阳县，土著者由初始仇视客民，到“久乃相沐，寻结婚媾”，[29]文字很简洁，可把变化的进程表达出来了。南溪县主客和客客之间，亦因“历时既久，习俗同化”而“渐通婚姻”；[30]潼川府属的中江县，客民多来自闽粤楚赣等省，“先至者或恣雎自雄”，到后来“靡相龃龉，互通婚姻”，进而“欢洽大和，无复南人来土之患矣”。[31]顺庆府仪陇县，外来移民也很多，久而久之，营造出婚姻相维相系，“何有主客之辨”的良好氛围。[32]另如湖北长乐县（今五华县），原系土司地区，是五华、石宝长官司属地。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清朝政府对其实施改土归流，政治方面的阻拦取消了，各地流民纷纷进入。面对此情此景，长乐人在婚姻关系上也经历了由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同治《长乐县志》对此有所叙述：
设县初，惟张、唐、田、向四姓为土著，合覃、王、史、李为八大姓，继有十大姓之称，向、李、曾、杨、郭、王、皮、邓、田、庹是也。惟此十数姓互相联姻，今则不拘。
一直到清末咸丰、同治年间，伴随着土著和外来户、这些外来户和那些外来户之间，在生产生活上融为一体，婚姻的藩篱也由逐渐拆除到彻底拆除。
一些个人或家庭的资料，比较具体的记录了此种婚姻的过程。
第一例出自《傅雅三先生自订年谱》。傅雅三即傅诗，生于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在咸丰、同治年间做过知县、通判一类地方官。傅诗的祖籍是安徽宿松县，祖上曾是绅士家庭，到他曾祖傅必元时已逐渐衰败。必元眼看着自己和儿子都读书未成，又不善谋生，心急如焚。当时正是乾隆初年，宿松一带不断有人到陕南租山垦殖，有的还因此起家。这给傅家带来一丝希望，于是由傅诗的叔祖父傅祖麟先往探路。祖麟在商南县一个叫松树沟的村子作了塾师，有了初步的落脚之地。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在傅必元的率领下，3个儿子及有关眷属都来到商南。不久，傅诗的祖父傅廷先又辗转迁至商南西边的山阳县谋求发展。在山阳期间，庭先为他儿子，也就是傅诗的父亲娶徐氏。徐氏原籍宿松，占籍山阳，属于异地同乡间结亲。徐氏早亡后，其父再娶邓氏。邓氏不是宿松人，可也不属山阳土著户，所以仍算客籍之间联姻。接着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傅诗本人娶妻成家，原配潘氏还是客籍。一直到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傅诗的继配张氏进门，这才是地道的山阳县人士，而此时傅家因耕读传家，傅诗又有了功名，在山阳已小有名气了。从傅诗曾祖进陕西，到道光二十五年，中间隔了60多年，才实现了土客连姻的梦，双方的差距终于缩小弥合了。
第二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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