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口流动对通婚地域圈的影响

　　清代的人口流动，给相对封闭的通婚地域圈造成一定冲击，不过因为客民中的情况各种各样，所以冲击力的大小也不一样。一般说来，单个零散的客民，他们要在留居地成婚成家，大抵只好屈从于当地的婚俗习惯，并最终溶入于客地的主流社会。对于那些相对集中集居的客民，或主客参半、主少客多的地方，他们的通婚变化就要曲折缓慢得多。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土客双方在思想习惯等方面交汇融合的过程，而且最后可能成为既非全是土著区的原貌，亦与客民祖居地有所区别的一种混合型习俗，特别是有些来自多个地区组成的居民区，其风俗更显出多样化的趋向。此外，客民们本身经济、政治力量的大小，与在客地能否顺利择偶婚配，也有重要的关系。多财有力者并不困难，可对于贫苦大众、尤其是单个零星户，难度却要大多了。客民中出现的许多质量不高的婚姻，相当部分就发生在这些人身上。
　　清代的人口流动，还促进了客籍地与原居地之间的婚姻联系。有的客民在新居地生活有了头绪，便回祖籍娶妻，或把留家的眷属接到客地。也有的把客地生下的子女送回老家，在那里找对象、结连理。据有的学者统计，康熙、乾隆以后，随着大陆移民在成婚立业的日益普遍，又有许多在台湾出生的女子被嫁回大陆。在所查阅的福建70余部族谱中，有11部记录了这种婚姻，人数达到83人。[34]
　　清代的人口流动，对促进各民族间的婚姻，也起着积极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形成，我国少数民族大都集中在边疆山区，而清代移窄就宽的移民活动，亦多流向那里，从而使各民族间交往大大增加了，结婚联亲的事自然无法避免。关于这一点，很多资料都有记载，因不想多占篇幅，不一一列举。在《大清会典事例》和《大清律例》等有关条例中，载有不准蒙汉、苗汉联姻，在台湾禁止汉人娶番妇，这本身就告诉人们，他们之间的通婚已是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引起了统治者的警觉，感到需要防范了。由于条规违反历史潮流，最后不是被迫松禁，或名虽禁而实不止，联姻的人数和联姻地域仍在扩展。
　　在清代，随着向国外移民的增多，又出现了涉及地域更广的跨国婚姻。福建永春县《桃源潘氏族谱》记录该族族人，自雍正年间起便有人移居外洋，到清末止，先后有802人辗转于南洋，即今东南亚各国。按时期分：清初期外出85人，中期298人，后期419人，愈到后来出去愈多。明确记载在国外娶妻的起于19世纪，她们的国籍包括今菲列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永春《桃源潘氏族谱》中反映的跨国婚姻，在闽粤侨乡发现的还有很多，他们中有的也明确写进了族谱。光绪《慈溪县志》言：浙江宁波人善于经商，商旅遍天下，日本、南洋以致西洋国家，都有其足迹和铺号，其中亦不乏在当地“娶妇长子孙者”。看来跨国婚姻远不限于闽广。
　　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以及传统婚姻制度对人们思想、精神造成的束缚，总的说来，清人婚姻地域圈，不管是普通百姓，或中上层人士，都不算宽广。但是，延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的人口流动，却给封闭的圈子打开了一个缺口。尽管这个缺口在各地造成的影响有大有小，而且在有的地方，特别是群居移民区，一旦新的婚姻网络形成，可能又会出现新的封闭圈。不过无论如何，比起原先的纹丝不动来，毕竟是一种变化、一种扩大。考察清人婚姻地域圈，如若不把人口流动这个因素包括在内，就是不全面的。

[1]  光绪《广德州志》卷24。
[2]《陆陇其年谱》，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72页。
[3]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所，1981年版，第254页。按：原表尚有出家、被掳、殉难三栏，未加收录统计。
[4]民国《绵西张氏族谱》卷2，《德邑巫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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