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土以作养生的情况下，纵使本人有意在客地成亲安家，也很难会有可心的女子嫁他。上面说到的胡淑远、刘思贤的婚姻，很可说明问题。在档案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婚嫁情况，即男女同是寄籍者，安徽当涂人孙圣良和湖广女子于氏的婚姻便属于此类。孙于二人均客居江苏江宁县（今南京市）。于氏原夫去世，生活无着落。孙年届40，孤身飘泊在外。一个需要经济支持，另一个缺妻子照料生活，于是两人就合在了一起。[12]山东掖县人范福亮，寄居热河多年，眼看年近50还孑然一身，实在孤苦难熬。那一年，邻近的樊氏死了丈夫，留下9岁和11岁两个男孩，没有劳动力，生活陷于绝境。范便以聘银6两娶了46岁樊氏，同时也把两个儿子带了过来。[13]再一种类型像河南长葛人秦蕙，移居裕州佃田度日，恰好与从山东到裕州佃田的孙二相识。孙二有个17岁的女儿待嫁，见秦年岁相当（时年19岁），人又老实，双方均在客地，命运相同，结成亲戚，可以多个帮手，从而促成了这宗婚姻。[14]广东应德人全进，在广西娶陈观娇为妻，也是因为陈的父亲同是从应德迁居广西的客民。[15]
在一些地旷人稀的地区，人们因为缺乏劳动力也有把客民作为人力资源招来作女婿的。西北的陕西、甘肃一带，女少男多，外来客民把女儿嫁与土著户，换得土地耕种。光绪《靖边县志稿》：“近来地荒人稀，土民多占绝产，然力不能垦；东路客民携眷迁居，并有以女易地者”，便是例子。再比如，档案中有四川隆昌人周国启，娶寄客户湖北麻阳人成氏为妻；张曾龙娶外来户湖南宜章人萧氏为妻，等等。那是成、萧二氏父母进川后，想依藉周、张土著户的力量，在当地立下脚跟。[16]当然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总的说来，人口流动对打破相对封闭的婚姻环境是有作用的。不过因为他们中相当部分属于赤贫或少产者，一些土著户又常常排斥他们，不得已只好降格以求，反映在婚姻质量上，也不尽如人意。
三、群居客民的婚姻
移民者婚姻的另一种情况，是在某些地区，由于连续不断移民，形成一个或几个相对集中的客民群落。这些人很多是携带家口进入的，在婚姻关系上往往呈现出地区移动了，可婚姻的选择上仍停留在原来不大的圈子范围内。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四川省。清代四川是个移民大省，从顺治年间一直沿续到乾隆初年，沿边各省如两湖、陕西以及广东、江西、福建等等，有大批居民进入，而且很多是全家或同里、同姓家庭先后迁居的，出现了像“湖广填四川”等等的说法。[17]他们进川后，常集中居住，自成一统，甚至出现一个新的相对封闭群体。比如移居金堂县的百姓，有从两湖、江西来的，也有从广东、福建来的，他们各自结群，“大都知此而不知彼也”。[18]东边的云阳县，夹着瀼水分作南北两岸（应为东西两边），南岸是明朝洪武时从湖北麻城、孝感迁来的，清代成了土著老户；北岸则是康熙、雍正年间迁入的寄籍户，其中以两湖人士最多。他们迁移时间不同，形成的风俗习惯也有差别，大致南岸俭而北岸奢。[19]相互关系既是如此，人们之间当然很难有婚姻关系了。川南叙州府所属的南溪县，粤、闽、湘、赣移民“插占”聚居，有的还自称为麻城乡、孝感乡，官府为了方便管理，专门设立客长加以约束，“各省侨民自为婚姻”。[20]四川的不少地方志在谈到婚礼、婚俗时，常作如此记载：
川省五方杂处，各从其乡之俗；
婚礼，五方之民各从其俗；
吴闽秦楚良民“咸来受廛”，颇杂五方之俗。[21]
上述记载明白地显示了，客民为保持原先的生活传统，在婚姻选择上，多数仍以同乡近里为基轴，围绕进行的。这里再举个个案例子：湖北蒲圻人涂宏亮一家迁居四川云阳后，稍稍立起家业，便带儿子回原籍娶妻。当重返云阳时，随同的除涂氏父子和新媳妇外，还有姻亲芮氏，以及周、王等家。他们在云阳，比邻而居，互相嫁娶，形成独自的婚姻圈。[22]但由于客地毕竟不是原居地，人数有限，初来乍到，社会关系不广，特别是有的来自多个地方混杂居住的村落，在土著居民不情愿接纳的情况下，他们只得在客籍居民间互择配偶，出现一种客客相配的婚姻格局。
类似四川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有。陕南、汉中、兴安和鄂西的秦岭、大巴山区，从乾隆时候起，陆续有好几百万外地人户进入。他们中很多都携老扶幼，全家同来；或亲戚乡曲，接踵聚族而居。[23]陕西乾隆《雒南县志》说的“婚姻必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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