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疆域小而成为强国者，多通过夺取殖民地的方式，但其强国的地位，往往随着殖民地的独立而丧失。当然疆域广大也并非一定就能成为强大的国家，还必须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与充分的经济开发。
[2]童书业著《中国疆域沿革略》第二编第五章之二，开明书店1946年版。
[3]其详细情形，参阅胡阿祥著《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
[4]先是东汉建安十六年（221年），孙权自京（今江苏镇江市）徙治秣陵，次年改名建业。晋太康元年（280年）灭吴，复改名秣陵。太康三年分淮水（今秦淮河）南为秣陵，北为建业，并改“业”为“邺”。建兴元年（313年）因避愍帝司马邺讳，再改名建康。东晋南朝沿称建康。又221年至229年，265年至267年，孙吴曾两次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市）；552年至554年，梁元帝又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县）。至于六朝其他时期，则皆建都于建业、建康。
[5]重野安绎、河田罴《支那疆域沿革略说》第八图，日本东京富山房1903年版。
[6]萧樾《世界政治地理学基础》第五章第二节，台湾正中书局1975年版。
[7]《晋书·蔡谟传》。
[8]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三。
[9]《资治通鉴》卷七十黄初六年。
[10]按南方六朝以短暂的西晋一统而分为孙吴与东晋南朝两段，但无论是在疆域变迁还是疆域形势上，六朝都表现出一贯性的相共通；其中孙吴一代，更是奠定了六朝的疆域基础。孙吴疆域虽西不得入三峡，北无法过淮汉，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则锐意于开疆拓土；而“吴主北据江，南尽海”（《通典·州郡典》），又为其后的东晋政权所全盘接受。东晋南朝的疆域虽迭有伸缩，但其主体部分－－“北据江，尽南海”－－却是相当稳定的。孙吴基于国力所确立的“限江自保”政策－－以建业为中心，以扬州为根本，以日益发展的南方经济为基础，以南方土著豪族与北方南迁大姓的协力为依托，以地理上的山河之险为凭借，层层防御，以与北方相对抗－－也为东晋南朝所继承。东晋南朝外北而内南，或守河，或守淮汉，或守江，以保国祚。
[11]《三国志·吴书·孙皓传》注引《江表传》。
[12]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十。
[13]《资治通鉴》卷一七六祯明二年。
[14]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约论》（《大陆杂志》二十七卷第4期，1963年）：“按汉为郡县两级制，郡以仰达君相，县以俯亲民事。而郡府尤为地方行政重心之所在，统地不广，而权力极重，故政令推行可彻底，谋叛中央则未能。此实为一良好制度。唐代前期典型制度亦州以仰达君相，县以俯亲民事。然曰‘郡’曰‘州’，其名不同，唐代州长官之权力亦视汉代郡守为小弱，而州之上又有虚名统辖之都督，此其异耳。而尤要者，州府内部组织，上佐曰长史、司马，诸曹曰参军，与汉代郡府之置丞尉掾史者固异，与汉代州佐称从事者亦殊。而汉世州郡县之属吏由长官自辟用本地人，唐世州县僚佐则由朝廷除授，且大抵用外州县人。此亦殊异特甚。凡此不同之点甚多，皆由魏晋南北朝三百数十年间逐步自然演变有以致之，非有一人改汉型为唐型者。”
[15]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约论》。
[16]本表依据胡阿祥著《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下编“史料评说及六朝政区建置表”制作。
[17]《北史·隋文帝纪》：祯明三年，“陈国平，合州四十，郡一百，县四百，户五十万，口二百万。”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卷一云：“皆计成数也。”
[18]详胡阿祥《孙吴特殊政区制度考论》（《赣南师院学报》1994年第1期）、《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地理分布》（《历史地理》第八、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东晋南朝双头州郡考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南朝宁蛮府、左郡左县、俚郡僚郡述论》（《历史地理》第十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9]如三国时魏吴对峙，《宋书·州郡志》曰：“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
[20]详侯甬坚《古代中国的区域思想与区划实践》，1990年上海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打印件。
[21]详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的演变及其经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