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君于每月初五日、二十日御殿二次。除夕谒堂子拜神后，先由国君亲自叩拜众叔、诸兄，然后坐汗位，汗与受汗叩拜之众叔兄，皆并坐一列，受国人叩拜 ”。这一新的朝仪，进一步反映出八王在政治上具有与后金嗣汗分庭抗礼之势。[4]
足见，八王共治制将使后金新汗的权力大为削弱，八王（八和硕贝勒，有时又称八贝勒或诸贝勒）的权力、作用则被突出，而后金新汗与八王之间、八王彼此之间相互监督与制约的规定，以及保证八王实力均衡、权力相等的措施，也十分引人瞩目。
八王共治制自宣布后，即开始部分实施。如八旗贝勒定期“齐集八角殿（大政殿，努尔哈赤临朝处）审事”，“大事则奏闻于汗”[5] ；下级官员的任免，由上级官员“于诸贝勒集八角殿之日，乞请在案”；[6]八旗分别立一赏罚档案，各旗奖惩升降官员，“八册皆录”[7]；八旗贝勒共同审案，结案后，大事亦须奏闻于汗；后金向汉人下达命令，“皆以八王之书颁发”[8]；等等。
八王共治制的出台与实施，显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事实，即努尔哈赤本人对后金实行专权统治，但他为其继承人所设定的，却是八王共治的分权统治。换言之，当后金社会快速向封建制转化之际，竟出现带有浓厚氏族军事民主制与部落联盟色彩的八王共治制度。这一矛盾现象，是各种因素交互影响、作用下，出现的必然结果。
二
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三月，后金经过周密准备，一举攻下沈阳、辽阳，占领辽河以东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辽沈地区，不久又向辽河以西的广宁、锦州一带扩展。努尔哈赤当即做出一项重大决策，将后金的都城由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迁往辽阳，后又迁至沈阳。同时，绝大部分女真族成员也从世代居住地，移往辽沈地区。“克定辽沈”，“得盛京而定王业”[9] 。这标志着后金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也是天命后期（天命六年至十一年，公元1621－1626年）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开始。
早在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萨尔浒之战中，后金大败明军，明王朝在与后金的军事较量中，从此由攻势转为守势。而后金进入明王朝经营达两个多世纪的辽沈地区后，除去在军事上继续保持不可遏制之势外，它所控制的人力、物力与财力，都有若干倍增长。换言之，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三月以后，由于后金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即综合国力的大幅度增强，一个即将控制中国东北全境广大地区，实力已相当可观，并还在继续发展的地方政权，已出现在明朝首都北京近旁，对之形成重大威胁，中国大陆的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正是在此情况下，后金明确表示出将与明朝争夺天下的意图。如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四月十七日，后金统治者“致书”辽东汉人：“尔辽东人勿存明国长久，我存一时等无趣之念。……以大为小，以小为大，乃自古以来循环之例矣。……我汗公正，蒙天眷佑，其南京、北京、汴京，原非一人独据之地，乃诸申（指女真人）汉人轮换居住之地也。”[10] 足见，在他们看来，无论女真族（满族）或汉族，都可统治中原，囊括天下，此乃天经地义之事。
另一方面，后金进入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已高度发展的汉族聚居区后，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受到汉族愈来愈大的影响，女真（满族）社会因之加速了由奴隶制后期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进程。
然而，由于后金统治者对汉人实行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招致汉人普遍反抗与逃亡。对此，努尔哈赤却采取更为错误的“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方针 [11] ， 激起汉人更大规模的反抗，致使天命后期，后金的生产遭到破坏，物资匮乏，满汉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后金统治遇到严峻挑战。与之同时，后金社会的阶级矛盾也在逐步激化。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正月，努尔哈赤指出：“我国内之盗贼已起，谁之牛录因偷盗而治罪者多，谁之牛录无因偷盗而治罪者，著查档案”，“五日后查完上奏。”[12] 表明隶属于八旗的广大奴隶因不堪忍受残酷剥削，众多诸申（女真族内部的自由民）亦因困于繁重的兵役、劳役，相继展开反抗斗争。同年五月，“时因粮荒，（后金）逃叛者纷纷作乱”。[13]
不仅如此，使努尔哈赤备感棘手的问题，还来自后金统治集团内部。八旗制度建立以来的发展情况表明，随着各旗实力的不断增强，八旗分权倾向开始显现，逐步对天命汗权形成一定压力。
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所面临的全新局势及错综复杂、日益尖锐的内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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