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之间皆平等以待，相互敬爱。尔……超越他人而行，置众兄于不顾，尔欲为汗乎？聚朝而散时，尔送众兄，则众兄之子必报尔，送尔至家，此方合礼仪耳。尔不送众兄，而众兄之弟送尔，尔何故默然受之？尔之贤明何在？”“四贝勒乃余爱妻所生之唯一后嗣，故不胜爱悯。尔之贤哲何在？何其愚也？”于是为此“悲之。”。[42] 努尔哈赤认为，皇太极为谋求汗位，拉拢诸小贝勒。对兄长傲慢无礼，并非象人们所赞誉的那样“贤明”、“贤哲”，因此还够不上是位“有德者”。他的斥责中，除去失望与忧虑，还有恨铁不成钢的关爱之情。这对皇太极既是一个打击，也促使他重新考虑在争夺汗位中的策略。
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与诸贝勒谈话中指出：“尔等皆有过失。……（按，是何原因促使努尔哈赤这样说，《满文老档》未载）”翌日，代善、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分别上书父汗，对各自所犯过失表示悔恨。皇太极的奏书中写道：“我之过，乃在于我获罪于父，若引退而居，则恐斥之尔何故竟然退之。……”。努尔哈赤览毕3人所奏后说：“倘尔等皆能修心为政谋之终生，则乃父之所悦也。东珠涂之其光仍发，善人获罪其心可得。知过必改，岂能谓之不善。”[43]此言对皇太极更具有针对性，说明在努尔哈赤看来，只要改过，即可将“力强”[44] 与“有德”相统一而兼备之。
此后，皇太极吸取教训， 遵循八王共治制的有关原则，改变骄横作风，处事较为谨慎，成功地改塑了自己的形象，从而博得汗父的认同，并多少安抚了三大贝勒。这显示出皇太极具有很强的随机应变能力与超出众贝勒的权术，他在争夺汗位的斗争中，也因此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显而易见，如果皇太极不再出现重大过失，那么，努尔哈赤身后八和硕贝勒推选嗣汗之际，他将成为众望所归者。
依据八王共治制，努尔哈赤应将有关汗位继承人的决策权移交给八王（八和硕贝勒），但实际上他于这一后金政权命脉所系之事，仍异常关注，对汗位继承人的选择意向，依然起有决定性作用。从努尔哈赤去世时“为国事、子孙，早有明训，临终遂不言及”[45] 来看，他已默认汗位将由皇太极继承这一必然结局。如果皇太极不中其意，努尔哈赤当会采取有效措施，以排除其继承汗位的可能性。但他没有这样做，也就说明皇太极继承汗位比较符合其心愿，他对皇太极在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以后的表现，是基本满意的。
事实证明，八王共治制部分实施后，最大获益者是皇太极。这一制度所营造的天命后期的政治氛围，使最具实力的皇太极免于成为众矢之的，同时，也有助于他消除主客观不利因素，为其登上汗位创造了条件。其后的势态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据《清太宗实录》载，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八月十一日下午努尔哈赤去世，当晚，代善父子决定推选皇太极为汗位继承人，并于翌日上午取得阿敏、莽古尔泰及诸小贝勒的认可，汗位推选在当天下午结束。九月初一日皇太极正式即后金汗位。[46] 太极的继位自然不会如此顺利。在此期间，阿敏曾企图率镶蓝旗“出居外藩”，另立门户，但未能得逞。另外，明人、朝鲜人的有关记载中，也反映出当时各贝勒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与斗争 [47] 。但从总体上看，应当说此次汗位继承是相对顺利的，没有出现类似皇太极去世后的继统危机。
足见，在努尔哈赤的绝对统治下，八王共治制对于考察、锻练、培养汗位继承人，具有一定效果，不失为建储的一种特殊方式。 同时，八王共治制使四大贝勒因竞争嗣位而产生的矛盾，有所缓解，从而促进后金最高统治层内部的团结，维护了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的统治地位。
六
除去抑制八旗（八王）分权倾向，解决汗位继承人问题外，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对八王共治制的出台起有促成作用。这里仅举其一。
八王共治制是女真（满族）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严重滞后的具体反映。
从元末到明末的300年中，女真（满族）社会经历了从氏族制瓦解到奴隶制，又到封建农奴制的转变。其速度之快，跨越时段之大，实为罕见。然而，女真（满族）社会这一超常速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各种制度习俗，也在发生相应变化，相反，后者呈现出严重的滞后状态。后金汗权具有浓厚的父权家长制特征，以及鲜明的家族血缘关系色彩，是一明证。因此，努尔哈赤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汗位继承人产生方式及抑制八和硕贝勒分权倾向问题的思考，无法脱离这种政治文化背景所设定的框架，只能主要依据本民族历史所提供的有关经验，从满族旧有政治传统、习俗中，找寻答案。他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受到后金社会特定文化模式的影响与束缚，而满汉两种文化的激烈冲撞，又更加促使他坚持满洲旧制，以抵制汉文化的浸染。正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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