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迫，须备之。”代善遂于父汗前泣告，努尔哈赤“即招三子问之，自言无此”。[33]于是，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九月，阿敦“因挑唆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与四贝勒不和，诋毁国政，并用谗挑唆其他小贝勒”，被“缚以铁索，囚禁于牢中”，后被处死。[34] 这从一个侧面显示， 努尔哈赤废除代善嗣位后，起初并未完全放弃再立嗣汗的打算。
阿敦事件表明，四大贝勒之间，尤其是代善同皇太极之间矛盾已十分尖锐。代善虽然遭到很大挫折，但实力犹存， 被皇太极视为获取汗位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连朝鲜人也认为，皇太极与代善“位次相逼，猜忌必深”；[35] 皇太极“虽英勇超人，内多猜忌，恃其父之偏爱，潜怀弑兄之计。”[36]
阿敦事件使努尔哈赤认识到，如果再立嗣汗，无论所立何人，这一举措只
会起到火上浇油作用，致使诸子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乃至威胁到后金的统治。因此，必须另辟立嗣新路。
下述史实，同样表明当时后金嗣位问题的复杂程度及其牵连之广。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十一月，都堂达尔汗侍卫向济尔哈朗、斋桑古、岳托、硕托4位贝勒索取财物，并盗取缎疋、财帛一事被揭发。努尔哈赤惩处达尔汉的同时，还严厉斥责济尔哈朗等人：“尔等行贿，或欲塞上面诸嫂（原档残缺）之口；或图勿使上面诸叔兄长为汗，而自谋汗位而已。……”“遂治其罪，……监禁三日三夜。汗亲往禁三（四？）贝勒之处，痛斥诸子，唾其颜后，乃遣回家。”[37] 此事详情已无考，但反映出连诸小贝勒也卷入争夺嗣位的漩涡。努尔哈赤为此苦思焦虑，忧心忡忡，其急于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心情，乃不言而喻。
由此可见，八王共治制也是努尔哈赤在吸取两次立嗣失败，以及前述事件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逐步形成，并于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三月最终确定。
五
八王共治制与皇太极继承汗位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迄今为止，尚未被人们所揭示。
天命后期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在客观上成全了皇太极，使他在这一制度的监督与“保护”下，如愿以偿，相对顺利地登上汗位。
八王共治制出台时，皇太极已是八和硕贝勒中汗位竞争力最强的一位，但另一方面，他骄纵揽权、拉党结派的倾向，也愈益明显。换言之，他既具备争取汗位的才能与实力，又存在突出缺点。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促使他收敛了骄横作风。
努尔哈赤宣布八王共治制之际，明确指出嗣汗人选的范围以及汗位继承人的标准：“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梁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自恣，获罪于天也。……尔等八固山王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38] 即后金新汗应由八王之中选出，努尔哈赤的子侄和孙辈皆有资格当选，但必须是德才兼备，又能虚心纳谏者。
努尔哈赤所称“强梁之人”，主要是指类似褚英之人。褚英身为努尔哈赤长子，战功卓著，在诸贝勒中本已独占鳌头，成为汗位继承人后，权势更为增长。可是，褚英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对不服从他的四大贝勒及努尔哈赤所重用的五大臣，强行压制，并以即汗位后将予诛杀相威胁。[39] 于褚英不能团结众贝勒大臣，反而引起双方的尖锐对立，其嗣位终于被努尔哈赤废除。此后，他不思悔改，竟生叛逆之心，于后金建立前夕被父汗处死。[40]
应当说，努尔哈赤宣布八王共治制时，有资格当选为后金汗的八王，即八和硕贝勒当中，尚不存在褚英这种强梁之人。不过，尽管努尔哈赤并未立嗣，但四大贝勒都已具备很强实力，而皇太极尤为突出。因此，努尔哈赤不得不密切关注四大贝勒，特别是皇太极的言行，并想方设法，防止他们步褚英后尘。
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六月，大贝勒代善揭发了牵涉到皇太极的乌尔古岱事件。代善的揭发，反映出三大贝勒，尤其是代善本人与皇太极之间在汗位继承问题上的激烈较量。
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八月，都堂乌尔古岱额驸接受汉族官员馈赠的黄金，随即将此事请示可能正在“按月分直”的皇太极。后者指示他“不如暂留此金，以待事发。”此事只是皇太极和三小贝勒岳托、济尔哈朗、德格类知悉，他们不仅对三大贝勒封锁消息，亦未禀报努尔哈赤。[41]这一事件反映，代善丧失嗣位后，皇太极在后金最高统治层内部的势力逐步增长，并已争取到三大贝勒的子弟，即代善之子岳托、阿敏之弟济尔哈朗、莽古尔泰之弟德格类的支持，彼此关系极为密切。皇太极的这种做法表明，他的揽权已达到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程度，他与三大贝勒之间的矛盾，因此进一步加深。八王共治制部分实施后，皇太极仍如此行事，自然引起努尔哈赤的高度警觉。
乌尔古岱事件发生后，努尔哈赤严厉指责皇太极：“尔若贤良，则凡事秉公从宽处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