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八旗（八王）的分权倾向，是努尔哈赤制定并部分实施八王共治制的一个重要目的，
　　努尔哈赤在其起兵后期，对女真氏族社会中的狩猎组织牛录加以改造，创建四旗，1615年即后金建立的前一年，又将四旗扩展为八旗。八旗是将后金“一国之众”即女真族全体成员及少数蒙古人、汉人和大量奴隶尽行编入，严格控制、管理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一的组织，是后金统治的基础。努尔哈赤作为后金国汗，即后金全体臣民的父家长，拥有八旗的一切。他将八旗作为私产，赐与其子侄，使之充任各旗旗主，即八和硕贝勒。八和硕贝勒代替努尔哈赤分养国人，各旗全体人员，均为本旗旗主的属人，双方是主奴关系。各旗旗主掌握本旗军政大权，成为后金国汗之外的最具权威者，但他们的爵位、属人、财产和权力概为父汗所赐，也随时可被父汗剥夺或重新调配。他们之间互不统属，只听命于父汗。努尔哈赤对八旗的绝对控制，是其得以掌握后金最高权力，实行专权统治的重要基础。同时，后金的各种收入及一切俘获（包括人口）都由八旗均分；八旗不仅出兵作战，负责赡养旗下属人，还承担后金的各种劳役，以及各项财政支出。八旗实力基本相当，承担国家部分职能，具有相对独立地位，这是八和硕贝勒据以参与政务，并拥有很大发言权的主要资本，也为八王共治国政制的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
　　努尔哈赤的子、侄、孙中，大部分人均非掌旗贝勒，只是一般贝勒，他们分别隶属于各自父兄所掌旗内，仅领有少量牛录，受制于父兄，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不过，这些贝勒都参与议政，并时常率军出征，终究具有一定实力，因而又是牵制本旗旗主的力量。
　　在后金最终统一女真各部、对明作战及后金各项建设中，八旗都曾发挥重大作用。但另一方面，随着后金及女真（满族）社会的迅速发展，八旗的实力也在相应地增长，其相对独立地位所引发的分权倾向，日益突出。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三月，后金占领辽沈地区，八旗各自分得大量土地、人口与财物，其实力进一步增强的同时，分权倾向更为加大，八旗内部家族血缘关系的纽带作用，则在不断削弱。这一发展事态，不仅给努尔哈赤的绝对专权造成一定压力，构成对未来新汗的威胁，它对于后金的政权建设，尤其是对后金汗权向皇权的转换，也在产生越来越大的阻碍作用。
　　事实上，努尔哈赤之所以两次立嗣皆告失败，其关键是因实力不断加强但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八和硕贝勒，特别是四大贝勒，已不能容忍在努尔哈赤之后，再出现一位绝对专权的后金新汗，从而妨碍其本身政治、经济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四大贝勒分权倾向表现得最为充分者，莫过于阿敏。他在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被推选为嗣汗之际，派人对皇太极说：“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22] 言外之意，是想率镶蓝旗另立门户，这自然遭到皇太极严辞拒绝。
　　需要指出，绝对统治的汗权，竟以具有相对独立性即分权倾向的八旗为依托，这既是后金最高权力（天命汗权）结构的独特之处，也是其突出弱点，是后金政权还很不成熟、有待完善的集中体现。它是后金社会相对封闭，经济、文化很不发达这一客观环境的产物。后金最高权力结构的这种状况，只有当具备至高无上权威的父家长努尔哈赤在位时，方能存在。而后金新汗则无此身份，远不具备这一权威，因而也就不可能控制、驾驭八和硕贝勒，以有效行使汗权。八王共治制的提出，表明努尔哈赤已意识到，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八旗将出现尾大不掉之势，汗权将难以巩固，汗位继承人问题亦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八王共治制的制定与部分实施表明，努尔哈赤试图将后金汗国绝对专权的政治体制，在其身后转变为后金汗与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分权政治体制；通过使后金汗与八和硕贝勒之间，以及八和硕贝勒之间相互监督与牵制的方式，以集体权威取代个人专断，防止八旗分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并解决汗位继承人问题。这实质上是在保持分权现状的前提下，对后金最高权力结构所进行的部分调整。
　　如果换一角度进行分析，八王共治制则是已入暮年的努尔哈赤，从其家族长远利益出发，在家族内部所实施的新的最高权力分配制度。他力图强调血缘关系对于维系、促进其家族内部团结，巩固后金统治的纽带作用，通过实施八王共治制，使后金统治的基础八旗制度得以加强，也使努尔哈赤家族对后金权力的垄断，进一步制度化与合法化。
　　已如上述，所谓八旗（八王）分权倾向，主要是指四大贝勒而言，因此，基本上可以认为，八王共治制是努尔哈赤为遏制四大贝勒的权势，调解他们因争夺嗣位引发的尖锐矛盾，而采取的针对性措施。
　　八王共治制规定后金的各项权力，由八王共同执掌，后金的一切收入，也由八王共享。这是努尔哈赤保证八王实力均衡，权力相等之举。事实上，八王也只有真正处于平等的地位，才能做到相互牵制，相互监督，在推选新汗时，不会受到某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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