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力者的控制与操纵。然而，这只是努尔哈赤的一厢情愿，与后金现实并不相符。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并未能使八和硕贝勒真正达到实力均衡。
四大贝勒与诸小贝勒之间政治地位、政治权力相差悬殊的情况，由来已久。四大贝勒“皆长且才”[23]，资历、贡献和威信，无不超过诸小贝勒。他们长时期跟随父汗征战，处理日常政务，是努尔哈赤最得力的助手，为后金的建立立下首功。后金八旗，努尔哈赤自将两旗，所余六旗内，四大贝勒即拥有五旗。[24]早在天命元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即命四大贝勒“共理机务”，[25] 六年（公元1621年）二月又令他们“按月分直”，“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理”。[26] 况且四大贝勒与诸小贝勒在努尔哈赤家族内的地位，原本就有“父兄”辈与“子弟”辈的高下之分。“共理机务”与“按月分直”，必然使他们的地位与权力进一步增长，影响力更为扩大。这是由后金的历史特点所造成，并未随着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而消失。
当然，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客观上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诸小贝勒的地位，分散、削弱四大贝勒的实力，反映出努尔哈赤拟使八和硕贝勒相互牵制的意图。可是，事实上四大贝勒的权力仍然凌驾诸小贝勒之上。这在皇太极即后金汗位时与诸贝勒的誓词中，亦显现无遗。
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九月初一日皇太极继汗位，翌日与众贝勒宣誓。后金汗皇太极誓曰“敬兄长，爱子弟，行正道”，对三大贝勒“不遽以臣礼待之”。
三大贝勒宣誓要“教养”“善待”子弟，并要求子弟听“父兄之训”，“忠于君上”，“力行善道”。诸小贝勒则宣誓不背“父兄之训”，“敬忠于上”。[27]足见，四大贝勒作为父兄，有责任教养子弟即诸小贝勒，而后者也必须接受父兄的管束，应尽“子弟”的义务与责任。
其实，四大贝勒的自身条件与威望，也存在较大差异。大贝勒代善性格较为“宽柔”，乏“威暴桀骜之势”，[28]天命五年（公元1621年）他的嗣位被废除，在政治上严重受挫。 二大贝勒阿敏是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之子，非努尔哈赤嫡系，其性格乖张，很难与人相处。三大贝勒莽古尔泰是一鲁莽之人，为显示自己对父汗的忠诚，竟将获罪的生母富察氏杀害 [29] ，影响恶劣。较之上述3人，皇太极的综合素质较高。他兼具政治与军事才能，机敏果敢，“英勇超人”，深受努尔哈赤器重。当努尔哈赤向正黄旗固山额真阿敦秘密咨询汗位继承人选时，后者对皇太极的评价为“智勇俱全，人皆称道”[30]，这一看法是比较客观的。
皇太极的另一重要优势，是得到诸小贝勒拥护。
诸小贝勒积极靠拢皇太极，有多方面的原因。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发展个人政治、经济实力的企图，受到父兄即所在之旗三大贝勒的压制，因而将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寄托在继承汗位的可能性日益增长的皇太极身上。后者深谋远虑，因势利导，与之结成小集团，以扩大自身力量。
可见，努尔哈赤虽然提出八王共治制，但又承认八王之中四大贝勒的实力大大超过四小贝勒，以及四大贝勒亦有高低之分这一现实，并未采取改变这种格局的任何措施。而这种态势必然导致的结果是，无论努尔哈赤身前或身后，在八王共治制（部分）实施过程中，四大贝勒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后金新汗的推选，也会由他们所操纵，新汗将从他们4人中产生的可能性也最大。
四
众所周知，努尔哈赤在解决汗位继承人问题上曾连续遭受挫败，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先后失去汗位继承人地位。[31]这其中固然有二人本身的原因，但以四大贝勒为主的众贝勒的攻讦，则是症结所在。所以，努尔哈赤不得不重新考虑立嗣方式，以免重蹈覆辙。还在废除代善嗣位时，他已表露出这种意向。
据《旧满洲档·昃字档》记载，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代善嗣位被废时，努尔哈赤曾说：“此后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八王为八和硕贝勒。……政务上汗不得恣意横行，汗承天命执政，任何一位和硕贝勒若有违犯扰乱政治的罪行，其余七位和硕（贝勒）集会议处，该辱则辱之，可杀则杀之。生活道德谨严，勤勉政事者，纵使治国之汗出于一己私怨，欲罢黜降等，其他七旗对汗可以不让步。”[32] 努尔哈赤这番话虽然还未涉及八王选举新汗及共同理政问题，却已提出限制后金新汗的权力、八王对新汗的监督，以及八王之间相互制约等新的设想。
一年后，另一事件再次给努尔哈赤很大震动，对八王共治制的出台起到推动作用。
据朝鲜史籍记载，努尔哈赤曾向其从弟、正黄旗固山额真阿敦秘密咨询众子中可为嗣汗者。阿敦先是向努尔哈赤对以皇太极，后又向代善秘通消息，称皇太极与莽古尔泰、阿济格“将欲图汝，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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