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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八王共治国政制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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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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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努尔哈赤不得不采取措施，进一步集中、加强汗权，以便解决或缓和上述矛盾，巩固自身统治，为后金能够获得更大发展，扫除障碍。这成为天命后期后金政权建设的核心内容。
努尔哈赤加强汗权的举措，括及以下各个方面。
首先，借助天命观，系统阐述他的绝对权威，并强调父家长制绝对专权的合理合法性，以保证后金统治集团成员在政治思想上的统一。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正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对诸贝勒大臣说：“天子为汗，汗子为诸贝勒大臣，诸贝勒大臣之子即为民，主之子即为奴。”“汗以天为父”，“诸贝勒大臣以汗为父”，“民以诸贝勒大臣为父”，“奴以主为父。”汗顺天意。诸贝勒大臣“受汗之恩”，应顺汗意，否则将被褫职、削爵。民违贝勒大臣之法度，奴违主意，“而为盗贼奸宄强暴之事”，将灾祸及身，“刑戮相随也”。“汗与贝勒乃天所授”，应修道行善，以副天意，否则基业废矣。“大臣乃汗之所授”，应竭尽忠勤，“否则汗必罪之，其身败矣”。[14]
其次，按照以往女真人传统，“汗与诸贝勒大臣，日必聚议国民劳逸之事，军旅得失之计”，[15] “凡有所谋，必与执政诸贝勒大臣共议”[16] 。这是对努尔哈赤父家长制绝对专权统治的必要辅助。天命七年（公元1621年）三月宣布并部分实施八王共治制后，由八王为代表的努尔哈赤家族成员聚议、共治国政，严重削弱了上述传统。八王向努尔哈赤面奏或书面奏报其审议、决定之事，成为对努尔哈赤专权的更重要的辅助形式。汗与诸贝勒大臣共议国事这一女真族传统的逐渐被淡化，也就意味着汗权的进一步集中与加强 [17] 。
还须指出，努尔哈赤只是将一些相对较为次要事务，交与八和硕贝勒办理，以减轻己之重负，因他毕竟已年过花甲，精力渐衰。其实，早在天命初年，努尔哈赤即让4位年长子侄，即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掌理机务（见下文）。 尽管如此，努尔哈赤并不感到轻松。正如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九月诸贝勒所言：“为汗者，事务多矣，一切国政要事，尚且操劳不暇”。[18]可见，努尔哈赤勤政如初，对军国大事无不亲自处理，实行绝对专权。下述事例表明，他在后金依然拥有至高无上权威，无人可与抗衡。
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五月二十四日，八和硕贝勒对于“不忠心效力，复为盗贼”的汉人判刑过轻，“不灭其族”，反而“杖释”，“与我诸申同等看待”。努尔哈赤为此大发雷霆，痛斥八和硕贝勒：”我殊为尔等忧虑，当唾尔等之面耳”。“尔等之审断，无从迂回，竟似牛骡一般矣”。[19] 已如前述，由于努尔哈赤推行极端错误的“诛戮汉人”政策，致使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对后金统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八和硕贝勒的上述举措显示，他们对于这一方针显然有所保留，从而透露出后金统治集团内部新、老两代人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分歧。可是，在努尔哈赤的绝对统治下，诸贝勒只有被迫遵行父汗旨令，服从父汗的意志，别无选择。
其三，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进一步加强对诸贝勒的考察与监督力度。 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二月汗谕，“于八和硕贝勒，设八大臣副之，以观察诸贝勒之心。”“如知其非，即责之，如不受责，则告于汗；”并“为每旗贝勒设四大臣”，向诸贝勒宣讲历代兴衰历史，有“知贝勒之过恶而不言者”，“论死”。[20] 进一步加紧对八和硕贝勒的控制，表明努尔哈赤于八旗分权倾向已颇有察觉。
其四，为适应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处理日益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民族等事务的需要，从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六月起，努尔哈赤在八旗所属各个衙门之外，另委派八旗官员，专门负责有关审案、办理库粮、分拨田舍等方面事宜，并逐步形成5个行政部门，直接听命于他。这些行政部门虽然尚处于雏型阶段，却成为天聪年间皇太极设立六部的前奏。[21]此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努尔哈赤加强汗权的意图。
天命后期，后金汗国既获得重大发展，又由于政策上的诸多失误，出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危机，后金统治者经受了严峻考验。自然，这终究是后金在不断壮大、前进中遇到的困难，与同一时期明王朝千疮百孔，难以救药的窘状，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八王共治制出台之际重要的社会与政治背景，这一新的制度，恰是努尔哈赤为扭转当时后金局势而采取的诸多对策中，十分关键的组成部分。
努尔哈赤大力集中、加强汗权与八王共治制的出台及部分实施，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显然，只有进一步集中、加强汗权，在汗权十分稳固的前提下，努尔哈赤才能放手进行政权建设的大胆尝试，宣布并部分实施八王共治制。从表面上看，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提高了八和硕贝勒的权力，但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则是通过使八王互相监督、牵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们的分权倾向，有利于汗权的加强与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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