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素养，王慧龙系太原王氏之后，当无大问题。至于王慧龙是否为私生子，在“不避庶孽”的南方士人中本是件无足轻重的事，而在“重嫡庶，鄙侧出”的北方社会，则成为前途攸关的大问题。因此，一旦王慧龙被鲁轨指认为私生，虽有崔浩“成赞其族”，亦只能“久不得调”。北魏承十六国战乱之余，谱牒流散，多有豪强冒入士流，《魏书》中郡望属“自言”者不胜枚举，其中甚至包括累世贵显的弘农杨氏[8]，而唯独对太原王氏有如此强烈和持久的非议，主要原因恐怕不在“伪托名族”，而在于“私生侧出”，而《北史》所删的，正是鲁轨指王慧龙为私生的一段记载，这也许正是太原王氏最为敏感的隐痛所在。
关于王慧龙入魏的时间：《魏书》记载有矛盾之处。本传谓“泰常二年(417)，姚泓灭，慧龙归国”，崔浩弟以女妻之，其后，鲁轨入魏，揭其身世，似乎其间经历了数年时间。而据《魏书·明元帝纪》，泰常二年九月，刘裕灭后秦，大批羁留于后秦的反刘之士悉数入魏，中有司马休之、司马文思、司马国璠、司马道畅、温楷、桓邃、桓道子、鲁轨、韩延之、段约、袁式等，独无王慧龙之名。[9]这样看来，王慧龙既与鲁轨等大批南人同时入魏，其士族身份本来是不难确证的，却要经过本人自陈，崔浩亲验等周折。司马休之、刁雍等人长期为后秦政权所庇护，南北皆知[10]，王慧龙自义熙元年(405)至泰常二年(417)，在后秦的十余年中却声迹全无，亦有些费解。据此推测，《魏书》本传恐有误，王慧龙入魏时间可能早于泰常二年，王氏与降魏的其他反刘势力并无较深的渊源，也没有任何反刘“功业”可言[11]。
关于王慧龙的家族背景：王慧龙以“羁旅南人”的身份只身入魏，既无雄厚的土著根基，亦无强大的宗族势力。早在魏晋之际，太原王氏曾是北方一流的高门大族，王浑、王济等人并显于西晋，既是累世贵显的公卿，又是雄张乡里的强宗，在并州具有强大的宗族势力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西晋初年，王濬与王浑争平吴之功，所上自理表云：
然臣孤根独立，朝无党援，久弃遐外，而结恨强宗，取怨豪族……今浑之党姻族内外，皆根据磐互，并处世位。[12]
而百年之后，南北形势发生变化，“孤根独立”、“久弃遐外”的反倒是太原王氏自身了。太武帝初，除王慧龙乐安王傅，领并、荆、扬三州大中正，他却“抗表愿得南垂自效”，又“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瘁，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临终之时，谓“吾羁旅南人，恩非旧结”。更值得注意的是，王慧龙身殁之后，“乞葬河内州县之东乡”。按北魏之制，南人入国者皆葬于桑乾，以为羁縻之策。而王慧龙既不愿葬于桑乾，为何不归葬其郡望所出的乡里太原晋阳，却立冢于南北对峙的前沿？似乎是有些难言之隐。检《宋书·王懿传》：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晋太元末，徙居彭城。……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闻王愉（王慧龙祖父）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投依之。愉礼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
太原王氏中王承一支自永嘉南渡后，脱离乡里达百年之久，旧有的宗族观念已十分淡薄，“不为乡里所容”的王慧龙不得不舍并州而改葬河内[13]。
总之，太原王氏自入魏之始，即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既无确凿可信的士族身份，于北魏又无寸叶之功；与其他入北南士既无过深的历史渊源，又缺乏强大的宗族根基，因而在北方士人眼中不过是一介“羁旅南人”，而非重归故里的汉魏旧门，从而决定了这一家族在北方坎坷而曲折的历史。
二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及其门风的转变
北魏自太宗明元帝末至高祖孝文帝初，历五朝近80年。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地位并不十分显赫，人物单鲜，官宦不达。自王慧龙至王琼，“三世一身”，一脉单传。王慧龙官至荥阳太守，授龙骧将军，赐长社穆侯；其子宝兴袭爵，闭门不仕；其孙王琼，太和初始为典侍令，例降为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寡人物、乏仕宦的家族，却在太和中得入“四姓”，一跃成为与崔卢齐名的北魏一流高门，无怪一些当朝的士人也颇感不平[14]。 事实上，王氏地位的陡升并非偶然，这是其家族长期苦心经营的结果，与其门风的转变也有着密切关系。
如前所述，太原王氏北奔之后，孤根独立，既无功业，更无实力，只得放下南方士族不以庶务自缨的架子，置身朝政，谋取功名，以为其门户的久远之计。王慧龙入魏之始，即见明元帝，流涕痛陈，“请效力南讨”，不惜甘为南人所不耻的将门，却终因个人实力和政治影响有限，多年不为所用。而与其先后入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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