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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深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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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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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马楚之、刁雍等人，却均被魏廷赐以刺史、将军之号，在河济之间招集流散，扰动宋边。王慧龙至明元帝末年，一度拜洛城镇将，配兵三千镇金墉，十余日后，因皇位易主，“咸谓南人不宜委以师旅之任，遂停前授”。至太武帝之世，才终于得到领兵之机，历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长史，至龙骧将军、长社侯，拜荥阳太守，“在任七年，农战并修，大著声绩。招携边远，归附者万余家，号为善政”。曾参与了太武帝对刘宋的数次重大战役，屡败刘宋名将王玄谟、到彦之、檀道济。太平真君元年 (440)，拜使持节、宁南将军、虎牢镇都副将，未至镇而卒。王慧龙一生虽历尽坎坷，备受冷遇，“功高而位不至”，却终于建立了足以为北人所称道的功业，为整个家族在北朝博取了起码的立身之资。
作为江左盛门，太原王氏以玄风相扇，名士辈出，而南方士族那种纵心调畅，放任自达的门风与北方士族尚儒学、重礼法的社会习俗有着相当的距离。[15]王氏由南入北之后能否在文化和社会习俗上认同于北方士族，已经不是个人的好尚问题，而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声望与前途[16]。王慧龙入魏，门风为之一变，“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布衣蔬食，不参吉事”，被游雅奉为“古之遗孝”。其子宝兴，“事母至孝”，蒙崔浩之狱，“尽卖家产，以赎卢遐之妻”，时人称为义举。其孙王琼，史传中见不到什么可称道的品行，但《魏书》所载的诸多“鄙陋”之事，也不过是些悼女“哀痛无已”、“造次之见令人笑愕”，以及贪财好物等，无碍礼法宏旨；而琅邪王诵贬王琼，谓“东海之风，于兹坠矣”[17]，这种评价恰恰反映出入魏数世之后王氏门风与东晋时期的巨大差异。至孝明帝之世，王遵业、王延业为天子讲《孝经》，时人以为荣；北齐初，王松年恸悼孝昭帝，朝臣咸敬。经过数代的苦心经营，王氏家族最终在北朝树立起一个忠孝传家、礼义济世的门户风范。
与门风的转变相关，王氏家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王慧龙出奔到入魏的十余年间，沙门僧彬一直追随左右；王慧龙死后，“吏人及将士于墓所起佛寺，图慧龙及僧彬像而赞之”；王劭事隋，著《舍利感应记》二十卷[18]，又广引佛经之言，取媚文帝。据此推测，太原王氏入魏之后，已逐渐由玄转佛，成为一个世奉佛法的家族。王氏家族的这种转变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世说新语》中有许多王门名士与高僧交往的记载，但东晋名士对佛学的认识毕竟有限。王慧龙六世祖王坦之著《沙门不得为高士论》，以为“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而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19]。而佛教在北方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南方迥然有别，无怪王氏入魏之后，逐渐弃“高士”而奉佛法了。
太原王氏地位的上升，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就是它与北朝高门大姓的累世婚姻。太原王氏是魏晋时期首屈一指的显门，历江左而官宦不坠，有着北方一般士族难以企及的“世资”。北魏初年，东晋一流甲族入北者罕有其人。因此，王慧龙虽既无根基，又无功业，但对于以“整齐人伦，分明姓族”为政治理想的崔浩来说，仍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奇珍。为此崔浩不计私生之嫌，不顾“讪鄙国化”之非议，“数向诸公称羡”，以“成赞其族”。在崔浩的一手筹划之下，王慧龙娶崔浩弟崔恬之女，其子宝兴娶卢遐之女，而王慧龙之女又嫁李宝之子李承[20]。据《魏书》本传，王慧龙仅有一子一女，以二世三人之族竟分别与当时北方一流盛门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结为姻亲之家。通过这一特定机缘，太原王氏得以顺利进入北朝高门大族的婚姻圈内，这种关系又在以后的数世中不断得到巩固[21]，从而使王氏家族在婚姻方面赢得了与崔、卢等高门同等的社会地位。
经过数世的苦心经营，太原王氏终于在孝文一朝骤显于世。太和中，分定姓族，太原王氏凭借其雄厚的魏晋“世资”、有迹可追的入魏“功业”，以及“无贬于时”的婚姻和严整闺肃的门风，得以占据要津。在其姻亲之家陇西李氏的大力举荐之下[22]，孝文帝纳王琼之女为嫔，太原王氏得以成为“四姓”家族。《全唐文》卷五四五王颜《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铭》：
后魏定氏族，佥以太原王为天下首姓，故古今时谚有“鼎盖”之名， 盖谓盖海内甲族著姓也。
于是，太原王氏一跃成为与崔、卢、李、郑齐名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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