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的“并州王氏”，不是指高居“四姓”的太原王氏，而是指以中山王氏为核心（可能包括部分由凉州内徙的王氏疏宗和部分土著王氏）在并州一带盘根错节的王氏宗族势力。于是，在北魏后期便出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景观：同一时期，同一王朝之内，有两支郡望相同的士族分显于世，一支自属嫡宗，却广招非议；一支显系伪托，却攀附甚众；一支族单人鲜，孤悬京师；一支宗族繁盛，雄张乡曲，颇有些“假做真时真亦假”的味道。
就史传所见，尚未发现这两个家族发生过直接冲突。二者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一家兼领中正之虚位，一家掌刺史、太守之实权，相安无事。究其原因，当是两家实力各有所长，利益各有所重。
北朝后期，两家王氏的际遇又有所不同，盛极一时的中山王氏历北齐之后，便逐渐悄无声迹。这可能与《关东风俗传》所云“文宣之际，政令严猛”，诸豪多被逐徙有关。《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中山王氏“后徙乐陵”，可能即在此时，等到这一家族的后裔在唐代重新出现时，郡望已变成“沧州景城人”了[32]。而太原王氏凭借其显贵的婚姻和文化优势，历魏、齐、周、隋，间有闻人，至唐初仍不失为关东士族的主要成员，保持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北魏时期，除王慧龙与王睿外，还有一些自称为太原王氏的家族。1989年出土于洛阳邙山的《魏故使持节抚军将军瀛州刺史王简公（温）墓志铭》：
公讳温，字平仁，燕国乐浪乐都人。……汉司徒霸，晋司空沉之后也。祖平，魏征虏将军、平州刺史。……父苌，龙骧将军、乐浪太守。……昔 逢永嘉之末，晋太中大夫。从祖司空幽州牧浚遇石世之祸。建兴元年，自蓟避难乐浪。因而居焉。至魏兴安二年，祖平携家归国，冠冕皇朝，随居 都邑。[33]
另据《全唐文》卷五四五王颜《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铭》：
……（王）卓字世盛，历魏晋为河东太守，迁司空，封猗氏侯，夫人河东裴氏，父仲贤，任雍州牧。卓翁年七十九，薨于河东，时属刘聪、石勒乱太原，晋阳不遂归葬，葬河东猗氏县焉。……至今子孙族焉。[34]
对于各家的世系真伪，本文不拟一一考辨，由此却可以大略反映出北朝隋唐攀附名族的普遍性。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由王慧龙至王琼（明元至孝文帝），际遇坎坷，官宦不达，但随着门风的转变及其与北方高门间的婚姻缔结，整个家族逐渐摆脱了“羁旅南人”的困境，逐渐融入北方士族社会。（2）从王琼至王遵业兄弟（孝文帝至北魏末），以孝文帝定“四姓”为契机，太原王氏骤显于朝，一跃成为与崔、卢、李、郑齐名的北朝一流高门大姓。（3）从北齐至唐初，太原王氏基本上维持了作为山东士族主要成员的社会地位，但与其他高门相较，政治影响和社会声望已开始下降，并始终未能确立起强大的宗族势力和土著根基。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为我们探讨中古时期南北士族社会的演进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证。北魏一朝，由南入北的士人不在少数，血统纯正、世资高贵者有琅邪王肃、彭城刘昶之属，宗族强盛、实力雄厚者有渤海刁雍、河内司马之流，为什么只有太原王氏最终上升为北方一流门第，而其他诸族却历数世而湮没无闻？在北朝门阀体系的确立过程中，官爵、婚姻、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各起了些什么作用？有无决定性的因素？
如果没有中山王氏的崛起，太原王氏是否能够凭借政治权势重新确立自身的土著根基？中古士族演进的一个长远趋势，是其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日渐消失，而士族本身最终成为“中央化”的官僚士大夫。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否意味着太原王氏由于根基不固这一先天不足，在客观上比北方其他高门大族“先行一步”，在北朝现实政治中“家族化”的色彩较弱一些，而“官僚化”的色彩更浓一些？
中山王氏的出现，反映出北朝“冒称士流”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愈到后世，这种情况愈为普遍。《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有唐一代，太原王氏拜相者七人，而其中六人竟出自“中山王氏”、“河东王氏”、“乌丸王氏”等郡望可疑或先世无考的支系，而《世系表》所言唐末唯一的一个出自太原王氏嫡宗的宰相王溥，在其本传中却“失其何所人”[35]。如果这种情况还普遍存在于其他高门大姓之中，我们对士族在唐代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当如何评价？
凡此种种，远不是一篇个案研究所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谨识于此，以待后考。
[1]详见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中“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一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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