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东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蓝，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小乘法教。闻诸先志曰：昔健驮逻国迦腻色迦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旣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故质子三时住处，各建伽蓝。今此伽蓝，卽夏居之所建也。故诸屋壁图画质子，容貌服饰，颇同中夏。其后得还本国，心存故居，虽阻山川，不替供养。故今僧众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兴法会，为诸质子祈福树善，相继不绝，以至于今。

 这里所说“威被邻国，化洽远方”的“健驮逻国迦腻色迦王”，一般认为便是钱币、铭文所见Kanishka，而所说“畏威送质”的“河西蕃维”便是葱岭以东南北道绿洲诸国。诸国送子为质，自然是迦腻色迦进兵葱岭以东的结果。[6]
　　可是，迦腻色迦征服葱岭以东、南北道绿洲诸国送子为质之事完全不见载于中国正史，而且有充分证据表明，迦腻色迦在位期间，东汉一直维持着对西域的统治。因此，有人认为，迦腻色迦决无可能征服葱岭以东的地方。[7]
　　今案：后说似有未安。迦腻色迦进兵葱岭以东，南北道绿洲诸国送子为质于贵霜，玄奘言之凿凿，且有质子伽蓝为物证，恐怕不容率而否定。何况，迦腻色迦在位期间，绿洲诸国在称臣于东汉的同时，送质于贵霜客观上是可能的。换言之，前述绿洲国的“两属”现象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条件是具备的。
　　贵霜王朝的年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迦腻色迦的在位年代尤其聚讼纷纭，而据我的考证，第二贵霜王朝创始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133年（东汉顺帝阳嘉二年），这一年应为迦腻色迦卽位年代的上限。[8]至于据认为迦腻色迦创立的纪元卽所谓迦腻色迦纪元的元年，现有诸说中以公元144年说最有说服力，这一年似可视为迦腻色迦卽位年代的下限。[9]已知迦腻色迦使用这一纪年至少23年，则其去位之年的上限应为公元166年（桓帝延熹九年）。一般认为，在迦腻色迦治世，贵霜王朝文治武功臻于极盛。
　　另一方面，东汉自安帝延光二年（123年）第三次开展西域经营，虽未能恢复与葱岭以西诸国的关系，但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诸国大都重新归汉。祇是好景不长，如《后汉书·西域传》序所说，“自阳嘉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元嘉二年，长史王敬为于𥧑所没。永兴元年，车师后王复反攻屯营。虽有降首，曾莫惩革，自此浸以疏慢矣”。连近塞的叛乱也无力惩革，遑论于阗以远。东汉的西域经营显然已趋衰落。尽管至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又见凉州刺史发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兵攻疏勒，熹平四年（175年）复有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发兵辅立拘弥侍子为王等举措，说明东汉一直维持着西域的统治，但这并不能说明灵帝卽位后东汉的西域经营有了起色，更不能说明桓帝时代，特别在王敬死后，西域诸国不可能在称臣东汉的同时，送质于贵霜，尤其当迦腻色迦的军队越过葱岭东来之际。
　　《后汉书》不载迦腻色迦事迹，不仅不能说明迦腻色迦远征葱岭以东、绿洲诸国臣服贵霜并无其事，而且恰恰相反，可以看作迦腻色迦东征、绿洲诸国臣服贵霜确有其事的左证。盖迦腻色迦的崛起在当时的西域无疑是一件大事，《后汉书》所据原始资料中完全不见踪迹，祇能说明在迦腻色迦在位乃至以后一段时间内，东汉的西域经营懈怠到了何等程度，这种松弛的控制正使绿洲诸国在称臣东汉的同时役属贵霜成为可能。[10]
　　另外，自安帝元初元年（114年）罢都护后，东汉再也没有设都护和副校尉，而在经营西域时，以长史行都护之职。长史地位相当于郡丞，故往往禀命于敦煌太守，所领西域各国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敦煌太守的辖区。尤其在班勇之后，屡见敦煌太守直接处理西域事务的例子。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唐西域记》称内属诸国为“河西蕃维”十分确切。这似乎也表明玄奘所记并非无根之谈。
　　更何况，玄奘所谓“治兵广地，至葱岭东”，卽使并不意味着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国曾被越过葱岭东来的贵霜军队逐一征服，也不能否定绿洲诸国曾向贵霜纳质的可能性。盖诸国纳质于贵霜完全可能仅仅是受其威慑的结果。

（三）

　　以下是对前节的几点补充。
　　1 《后汉书·西域传》载：“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盘有罪，徙于月氏，月氏王亲爱之。后安国死，无子，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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