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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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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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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 11.3, 1966, pp.437-450; J. Harmatta, “The Middle Persian-Chinese Bilingual Inscription from Hsian and the Chinese-Sasanian Relation”, La Persia nel medioevo, Roma 1971, pp.363-376;H. Humbach and Wang Shiping, “Die Pahlavi-chinesische bilingue von Xi’an”, Acta Iranica, 28, 1988, pp.73-82; 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295-305页;林梅村《唐长安城所出汉文-婆罗钵文双语墓志跋》,作者《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251—258页;张广达《再读晚唐苏谅妻马氏双语墓志》,《国学研究》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2页。 [107]《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99-108页。 [108] 森部丰《唐代河北地域におけるソグド系住民――开元寺三门楼石柱题名及び房山石经题记を中心に》,《史境》第45号,2002年,23-27页。 [109]同上注森部丰文,27-28页。按,森部丰主要依据《常山贞石志》卷七的录文,不够全面,此据《八琼室金石补证》卷四六,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313-315页。 [110]《新唐书》卷一三○略同。参看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2页。 [111]《颜鲁公集》卷六;《全唐文》卷三四二。 [112] 参看森部丰《唐前半期河北地域における非汉族の分布と安史军渊源の一形态》,《唐代史研究》第5号,2002年,30-31页。 [113]参看拙文《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7年,231-241页;《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22-237页。 [114]关于中晚唐河北地区的政治史,有关的研究文献很多,笔者主要参考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黄永年《唐代史事考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等书中的文章。有关河北地域构造及与外界交通问题,参看李孝聪《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659-671页。 [115]《新唐书》卷二一二《李怀仙传》。 [116]《全唐文》卷六○九。 [117]《固原南郊隋唐墓地》,196—198页。参看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54-56页;又《史道德族属问题再考察》,358-365页;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23页。 [118]森部丰认为史宪诚祖上迁河北的时间在安史之乱前后,见所撰《略论唐代灵州和河北藩镇》,史念海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98年,260-262页。 [119]《旧唐书》卷一八一《史宪诚传》;《史孝章神道碑》。 [120]参看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38页。 [121]《全唐文补遗》第5辑,39-43页。 [122]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78—79页;卢兆荫《何文哲墓志考释──兼谈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何国人》,《考古》1986年第9期,843页。 [123]森部丰《略论唐代灵州和河北藩镇》,263页已指出在元和年间。 [124]《全唐文补遗》第5辑,39页。 [125]森部丰《略论唐代灵州和河北藩镇》,265页 [126]孙继民、李伦、马小青《新出唐米文辩墓志铭试释》,《文物》待刊稿。 [127]《唐代墓志汇编》,1787-1788页。 [128]同上,1991页。 [129]《旧唐书》卷一四二《李惟岳传》;《新唐书》卷二一一《李惟岳传》;《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三年条。 [130]《常山贞石志》卷一○《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碑碑阴》。 [131]森部丰《略论唐代灵州和河北藩镇》,262页据此碑正面年代认为康日知可能在安史之乱前后迁到河北,而且是从灵州迁移河北的粟特人的最早记录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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