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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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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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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就是州县官的头下，称其“与头下军州不过大小之别，性质上殆无或异”。[37]贾敬颜先生亦谓“此投下制度之施于汉地州县者”。[38]这显然是将头下制度与食邑制度混为一谈了。路振说的这种利润庄，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食租税方式的食邑制，或是类似于宋代的职分田，与“在廷之官”的俸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怎么能与头下相提并论呢？
研究辽朝的头下制度，还必须涉及斡鲁朵的性质问题。自津田左右吉以来，中外学者早已形成一种共识：就其实质而言，斡鲁朵可谓皇室之头下，故隶属于斡鲁朵的州县就是皇室的头下城，隶宫州县民户就是皇室的头下户。[39]这种传统观点近年来受到了挑战。杨若薇教授指出，只有隶宫籍并扈从皇帝四时捺钵的宫分户才是皇室的私有人户，而隶宫州县民户与宫分户有别，他们虽负有向行宫提供徭役的义务，但却并非以皇室头下户的身份、而是以国家编户齐民的身份来承担由地方州县统一调发的此类徭役。因此她认为隶宫州县不是皇室的私城，隶宫州县民户也不是皇帝的头下户。[40]这的确是一个值得重新检讨的问题。不过对于隶宫州县与斡鲁朵的关系，我们目前能够知道的情况非常有限，故很难准确判断它与头下军州的异同。尽管存在上述不同看法，但这并不能改变我们对斡鲁朵的基本性质的认识，因为至少宫分户的身份是明确的。余靖《契丹官仪》曰：“自阿保机而下，每主嗣立即立宫置使，领臣僚，每岁所献生口及打虏外国所得之物尽隶宫使。每宫皆有户口、钱帛，以供虏主私费，犹中国之内藏也。”[41]显然，这与宗室、外戚的头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现在需要探讨的是有关头下军州的制度层面的问题。首先，关于头下军州的领主资格，《辽史·地理志》的说法是：“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馀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这里说的横帐乃是泛称，包括太祖一支的大横帐以及三父房，即所谓一帐三房，亦称四帐皇族；国舅即外戚萧氏。从文献记载的头下军州领主的身份来看，除了横帐、国舅和公主，还有三个州主当属例外。一个是丰州的建立者耶律阿没里，据《辽史》本传，阿没里为“遥辇嘲古可汗之四世孙，……性好聚敛，每从征所掠人口，聚而建城，请为丰州，就以家奴阎贵为刺史，时议鄙之”。时议何以鄙之？或许就是因为他本不具有建立头下军州的资格。不过丰州之得以赐额建州，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据《辽史·地理志》说，丰州“本辽泽大部落，遥辇氏僧隐牧地”，可能因阿没里建立的私城是在其先人的领地之内，所以才特许立为头下军州吧。另外两个特例是韩匡嗣建立的全州和其子韩德让建立的宗州。全州是景宗时韩匡嗣以他在辽宋战争中俘掠的汉民而建立的私城，后于统和九年（991年）赐额建州：“以秦王韩匡嗣私城为全州。”[42]宗州，“耶律隆运以所俘汉民置，圣宗立为州，隶文忠王府”。[43]这两个头下州的建立，都是在统和间韩德让辅政、韩氏势力臻于极盛之时。试想，韩德让以一个汉臣，甚至可以“拟诸宫例”建立斡鲁朵，那么韩氏父子的私城能够立为头下军州，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辽朝的头下军州实行严格的世袭制度。《资治通鉴》卷二八二晋高祖天福四年（939年）闰七月有这样一条记载：“初，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子威，避王都之难，亡在契丹。至是，义武缺帅，契丹主遣使来言：‘请使威袭父土地，如我朝之法。’”这就是指的契丹传统的头下世袭制。从文献记载来分析，头下军州大概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被朝廷籍没，一是叛逆，一是绝嗣。如耶律察割因弑君僭立之罪，他名下的贵德州、双州以及其父安端名下的白川州都同时被收归国有。因绝嗣而被籍没的例子，如《辽史·地理志》所记遂州，系“采访使耶律颇德以部下汉民置，穆宗时，颇德嗣绝，没入焉。隶延昌宫”。此外榆州和乌州缘何“没入”，《辽史》语焉不详。
关于头下军州的世袭制度，辽代石刻中有两条史料可供参考。道宗咸雍八年（1072年）的《创建静安寺碑铭》云：“天邑之北，仅馀百里，则公（耶律昌允）之故地焉。岚凝翠叠曰佛山，山之足，民屋聚居，若郡邑之大，曰义州。今兰陵郡夫人萧氏主之，即太师公之妻也。”[44]头下军州原则上由子孙继承，但在其夫先卒的情况下，应以其妻为第一继承人。义州是太祖玄孙耶律昌允的头下州，昌允死后，其妻萧氏遂成为头下军州领主。又据《耶律元妻晋国夫人萧氏墓志》记载，耶律元为于越耶律休哥之子，无子，且先夫人而卒，及其妻晋国夫人萧氏死后，“国家念先太师（指耶律元）夙负忠勤，素无胤嗣，虑阙蒸尝之礼，特行锡赉之恩，所有晋国夫人一帐户籍，付弟前启圣军节度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司徒耶律忠主之”。[45]前面曾经提到，耶律休哥至少拥有三个头下州，死后便由其子继承。按惯例，耶律元绝嗣，其所属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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