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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

时间:2009-7-24 13:55:45  来源:不详
的头下军州理应收归国有,但却改由其弟耶律忠继承;既云“特行锡赉之恩”,可见这是一个特例。
  有某些迹象表明,头下领主与其头下军州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出土于1975年的《北大王墓志》,谓墓主耶律万辛重熙十年(1041年)“薨于上京南之私地,……葬于旧郡之丁地”。[46]契丹人没有汉人那种乡梓观念,所谓“旧郡”者,我以为就是指万辛世袭的头下军州,故他死后归葬于此。韩匡嗣家族的例子可能更有助于说明问题。据《辽史》记载,自韩知古入辽后,玉田韩氏就一直定居于霸州霸城县(今辽宁省朝阳市),而且过去出土的韩瑜、韩    、韩瑞等人墓志也都是在朝阳境内发现的。但近年却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白音罕山相继出土了韩匡嗣夫妇及其子孙韩德威、韩德冲、韩制心、韩遂忠、耶律元佐、韩特略等人墓志,据称在这片韩氏家族墓地中,总共有170多座墓葬。而在韩氏家族墓地东南约20公里处,曾发现一座辽代城址──四方城遗址,考古文物工作者认为这就是韩匡嗣的头下私城全州。[47]全州本是韩匡嗣在景宗时建立的一座私城,在他去世九年后,被朝廷承认为头下军州。估计自这座头下私城建成以后,韩匡嗣家族就世代聚居于此,所以才会在这附近发现其家族墓地。
  《辽史》卷四八《百官志》“南面方州官”条在谈到头下军州的职官制度时,只是说“唯节度使朝廷命之,后往往皆归王府。……其设官则未详云”。《地理志》也说:“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这一规定可以从某些头下军州的官员署置情况中得到证明,如《辽史·圣宗纪》载:统和十三年(995年)六月,“以宣徽使阿没里私城为丰州”;次年正月,“以宣徽使阿没里家奴阎贵为丰州刺史”。又《陈万墓志》记载他神册初年入辽后,“寻授圣旨,除豪刺军使”;太宗时“改军为豪州,除司徒为刺史官”。阎贵和陈万都是以头下领主私奴的身份出任头下军州刺史的,只是形式上由朝廷加以任命而已。就官员署置的自主权限来说,蒙古国时期漠北的投下官制与此很是相似,据《元史》卷一一八《特薛禅传》说,在弘吉剌部所属分地中,应昌、全宁等路“自达鲁花赤总管以下诸官属,皆得专任其陪臣,而王人不与焉”。
  但是,上述规定是否适用于所有的头下军州,并且是否为辽朝一代的定制呢?这实在是很值得怀疑的。《辽史·太宗纪》载:会同三年(940年)八月戊申,“以安端私城为白川州”;乙卯,“置白川州官属”。陈述先生对此的理解是:“按官属者,义当僚众,必非节度使一职。”因此他怀疑“唯节度使朝廷命之”的说法是否可靠。[48]这种怀疑不能说没有道理。除此之外,还可以举出几桩有疑问的事例。《辽史·兴宗纪》:重熙十九年(1050年)十一月,“出南府宰相韩知白为武定军节度使,……翰林学士王纲泽州刺史、张宥徽州刺史”。徽州是景宗女秦晋大长公主所建头下州,《地理志》谓自“节度使以下,皆公主府署”。而张宥为太平八年(1028年)进士,并且是从翰林学士任上出任徽州刺史的,显然,他决不可能是秦晋大长公主的部曲。[49]又,《辽史·耶律唐古传》谓唐古在圣宗时曾任豪州刺史,豪州为头下州,而唐古乃于越耶律屋质之庶子,肯定不会是头下户。
  以上数例,说明头下军州“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的制度未必是一成不变的。至于《百官志》所说的“唯节度使朝廷命之,后往往皆归王府”,恐怕与事实相去更远。在辽代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没有一个由头下领主的部曲担任头下军州节度使的例子。我相信,就总体发展趋势来说,头下领主的自主权应该越来越小,而朝廷对头下军州的控制权应该越来越大,这样的一消一长才符合历史的逻辑。
  凡以“本主部曲”充任头下军州官吏者,与头下领主之间均有着明确的人身依附关系。宋人记载说,咸平元年(998年)七月,契丹于越王下五寨监使马守玉等举族来归,“帝召见,因问守玉事于越月廪几何,对:‘岁给粟百斛,亦虚名耳。暴剑(敛?)重役,不任其苦。’”[50]于越即耶律休哥,马守玉是以休哥部曲的身份担任其头下寨官员的,故由头下主支付其俸禄,明显有别于国家官员。
  从某些辽代石刻中可以看出,头下军州官僚具有明显的世袭倾向。上文所引《陈万墓志》,谓陈万先后担任头下军州豪刺军使和豪州刺史,而其长子延煦后亦任豪州提举使。又据《张建立墓志》记载,张建立入辽后,于太宗天显间担任横帐解里的头下军州榆州刺史,其次子彦英(917—969年)“亦曾任榆、惠二州刺史”,庶子彦胜(927—965年)亦“曾任榆州刺史、兼充南路乣使”。[51]榆州于圣宗开泰间被朝廷籍没,而彦英、彦胜均卒于穆宗应历年间,所以他们担任的肯定还是头下军州刺史。张氏父子三人先后担任榆州刺史,对头下军州官僚的世袭性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值得注意。《宋匡世墓志》谓墓主匡世“乃故榆州刺史太傅之子,今长庆军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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