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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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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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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尉之弟”，圣宗太平初年，“改授晋国公主中京提辖使”，太平五年卒，“归窆于榆州南和乡馀庆里鹿鸣山先茔之左”。[52]匡世之父任榆州刺史约在景宗时期，当时榆州仍是头下军州，且宋氏世居榆州，估计原本也是榆州头下户。匡世之兄为长庆军节度使，长庆军是头下军州成州的军号，《辽东行部志》云：“成州，长庆军节度使，始建于辽圣宗女晋国公主黏米。”黏米即圣宗次女秦晋国长公主岩母堇。墓志谓匡世“改授晋国公主中京提辖使”，这里说的晋国公主可能也是指的岩母堇，中京提辖司所管辖的民户大概是属于这位公主的头下户。[53]以上分析表明，匡世之父为横帐解里的头下军州榆州刺史，而匡世兄弟均为晋国公主的头下官员；虽然父子三人都曾在头下军州任职，但却隶属于不同的头下领主，这种情况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关于头下军州官僚的世袭倾向，我们很有必要参考一下元代的投下官制。钱大昕曰：“元时各投下不设节度使，……其馀大约与辽制同。”[54]至少在这一点上确有某些相似之处。元制，“宗王之有分地，官府而保任之者，……或身终其官，或世守其业，不得迁他官”。[55]至元十九年（1282年）四月，中书左丞耿仁等建言：“诸王公主分地所设达鲁花赤，例不迁调，百姓苦之。依常调，任满，从本位下选代为宜。”[56]但此后这种情况并未有所改变。洪金富先生指出，元代宗室诸王投下的大小官吏“通常是投下领主的私人（家臣），他们不能参与常选，转任国家官职。……投下达鲁花赤且往往终身在任，子孙世袭，封建色彩相当浓厚。终元一代，投下选与常选泾渭分明，截然二途”。[57]辽朝是否也存在头下选与常选的严格区别，史无记载；但从辽代石刻材料来看，似乎两途可以通融，即头下官员与国家官员是可以相互转任的，尤其是到了辽朝中后期。
辽朝头下军州的赋税制度，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辽金史上很有争议的“二税户”。《辽史·地理志》云：“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食货志》则说：“凡市井之赋，各归头下，惟酒税赴纳上京，此分头下军州赋为二等也。”这就是辽代文献中有关头下军州赋税制度的全部记载。二税户的说法，见于元好问《中州集》卷二《李晏传》的一段文字：“初，辽人掠中原人，及得奚、渤海诸国生口，分赐贵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数百，皆为奴婢，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谓之二税户。”对于这段史料，学者们持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头下军州“征税各归头下”，只有酒税才由国家征收，因此头下户并非二税户，辽朝的二税户是专指寺院二税户而言的。另一种意见认为，《辽史·食货志》说的征税“各归头下”是指“市井之赋”（即商税），与田赋无关，不能因此否定元好问的说法。还有的学者解释说，《辽史·食货志》所谓“分头下军州赋为二等”，与元好问所说的输租于官、纳课于主的二税户原本就是一回事。由于史料过于单薄，这些解说都难惬人意。在没有发现新的材料之前，继续讨论二税户的问题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辽朝中后期的头下军州如何变迁以至于消亡，在辽代文献中很难得到明确的答案。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辽朝对头下军州的政策肯定是有过一个变化过程的。辽朝前期的头下军州几乎全是以战争中的俘掠人口建立起来的，但自澶渊之盟以后，依靠战争获取的头下人户大大减少了，而且辽朝政府对头下部曲也开始加以限制，据《辽史·圣宗纪》载，统和十三年（995年）四月，“诏诸道民户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在有明确年代可考的头下军州中，统和十三年赐额的丰州是最后一个用战争中的俘掠人口建立的头下私城。圣宗时期建置的公主头下军州，其头下户的来源与传统的头下私城截然不同，它们都是以皇帝赐予的媵臣（从嫁户）建立起来的。自圣宗以后，我们在文献和考古材料中就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新建的头下军州。这一方面与头下部曲的来源减少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也说明辽朝对头下军州的政策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岛田正郎对辽朝的头下军州政策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人们一般认为，辽朝对贵族们的私城赐额而使之成为头下军州，乃是对他们的一种优待政策，岛田氏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私城的头下军州化，是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为了将过去权贵们纯封建领主制的权力收回到中央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在他看来，头下军州实际上是从贵族的私城发展到国家的州县制的一个中间过渡阶段。[58]用这种说法来解释辽朝前期的头下军州政策可能过于牵强，但辽朝中后期的头下军州确有向国家州县制过渡的趋势，尽管由于史料的不足，我们对这种演变趋势还缺乏详细的了解。
有关辽朝头下军州的最后消息，是在天祚帝天庆五年（1115年）。是年二月，饶 << 上一页 [11] [12] [13] [1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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