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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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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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挈族来归”，[26]于越王即耶律休哥，这里说的“寨”就是指耶律休哥的头下寨。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喀喇沁旗发现的辽景宗保宁十一年（979年）《耶律琮神道碑》中，有“故太师令公（即耶律琮）授赐人户一百八十三户”的记载，碑铭最后的立碑人题名，有“马盂山庄主首李琼美、凌河庄主首李琼营”等。[27]耶律琮是太祖弟迭剌之孙（即《辽史》卷八六之耶律合住），碑铭中说的“授赐人户一百八十三户”，就是景宗赐给他的头下户，马盂山庄和凌河庄则是耶律琮的头下庄园。1980年发现于内蒙古巴林右旗乌苏图山的《崇善碑》，碑文中有上后妃寨、下后妃寨等地名，而它下面的题名又大都为汉人，[28]我想这可能也是头下寨的痕迹。又，据《辽史·地理志》载，析津府漷阴县有延芳淀，“辽每季春，弋猎于延芳淀，居民成邑，……国主、皇族、群臣各有分地”。而据清人考证说：“通州东南四十里，有村名太子府，州西二十二里，有村名大王庄。考《金史·胥持国传》：‘上书者言民间冒占官地，如太子务、大王庄，非私家所宜有。持国言：此地自异代已为民有，不可取也。’务与府音相近，每多互讹。则二村得名，当自辽代始矣。”[29]辽代的延芳淀正位于清代通州的东南方向，故张正明先生认为这两个村庄在辽朝可能是头下军州性质的庄园。[30] 1979年出土的《梁援墓志》，谓其曾祖梁廷嗣因与景宗有“龙潜之旧”，景宗即位后遂以“大水泊之侧地四十里、契丹人凡七户皆赐之”。[31]梁廷嗣被赐的土地和人户，实际上也具有头下的性质。
从另一个方面也能看出辽朝存在着大量的头下城寨。据《辽史·地理志序》称，辽朝总计“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但考古文物工作者指出：“仅从考古调查所发现的辽代城址来讲，其数量超过《地理志》所列州县军城何止一倍！”[32]没有获得州军名号的头下城寨，自然不见于《地理志》的记载，这大概就是辽代城址如此之多的原因之一吧。
不过，辽朝的州一般都规模很小，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有这样一段描述：“出榆关以东，山川风物与中原殊异。所谓州者，当契丹全盛时，但土城数十里（“十”字疑为衍文），民居百家，及官舍三数椽，不及中朝一小镇，强名为州。经兵火之后，愈更萧然。自兹以东，类皆如此。”头下州通常规模更小，像圣宗时那种数千户甚至上万户的公主头下州实在是很罕见的，而一般的头下州，如胡峤所见的卫州，仅有“居人三十馀家”；[33]沈括笔下的澄州是如此的萧条：“州有土垣，崇六、七尺，广度一里，其中半空，有民家一、二百，屋多泥墁，间有瓦覆者。”[34]迄今已发现的辽朝头下州城约十来个，其城址长、宽多在三五百米左右；那些不见于记载的头下城、寨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辽朝的人口密度虽不及金朝，但目前发现的辽代城址却远比金代城址要多得多。
辽朝头下军州的地理分布状况也值得注意。根据文献记载可以知道，辽代的头下军州均分布在上京道、中京道和东京道境内，尤以潢河流域最为集中。从考古文物工作者的调查结果来看，这些头下州基本上是沿着草原的边缘地带建立起来的。[35]这是因为构成头下户的汉人们不能脱离农耕区域，而这些头下州的契丹领主们又不可能把他们的私城建在远离草原的汉地，所以就选择这样一个农耕和游牧的结合部来建立他们的头下私城。 三
辽朝的头下制度与中原王朝普遍存在的食邑制度有何区别？这是一个必须予以澄清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头下的性质。
与中国历代王朝一样，辽朝也有爵封制度。据王曾瑜先生考证，辽爵从两字国王至开国县男凡14阶，各有相应的食邑；其中自开国县侯（第8阶）以上有食实封。但辽朝官员食实封的具体规定已不可考。[36]我们知道，汉魏时代那种食租税的采邑制，自隋唐以降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妨参考一下宋朝的食实封方式。赵昇《朝野类要》卷三爵禄门“食邑”条云：“官序及格合封诸县开国男以上者，随有食邑户数，盖比古之小大诸侯得国也。若又及格，则有食实封几百户。旧制，每实封一户，随月俸给二十五文。其加封则自有格法。”如此看来，宋代的所谓食实封已经完全俸禄化了。
不管是汉魏时期的食租税方式，还是唐宋以后的食邑俸禄化，爵封食邑制所体现的无非是经济意义，而辽朝的头下制度则是一种封建领主制，头下户与头下领主之间具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他们不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而是头下主的私奴和部曲。这就是头下制度与食邑制度的主要区别所在。路振《乘轺录》在介绍辽朝官僚的俸入时曾说：“其在廷之官则有俸禄，典州县则有利润庄。”陈述先生认为这种利润庄实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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