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契丹头下制度的早期形态，宋琪的如下一段记述常为人们所引用：“晋末，契丹主头下兵谓之大帐，有皮室兵约三万，皆精甲也，为其爪牙。国母述律氏头下谓之属珊，属珊有众二万，乃阿保机之牙将，当是时半已老矣。（每）南来时量分借得三五千骑，述律常留馀兵为部族根本。其诸大首领，有太子、伟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荅、五押等，大者千馀骑，次者数百骑，皆私甲也。”[13]虽然宋琪所说的是太宗时代的情形，但皮室军和属珊军早在太祖建国之初就有了。当时从皇帝到宗室大臣，契丹军事贵族们都拥有一支被称为头下兵的私甲，而他们所拥有的私奴（部曲）则被称为头下户。估计至迟到遥辇氏时代的后期，已经有了头下兵和头下户的概念；陈述先生认为，迭剌部实际上就是遥辇氏的头下。[14]但由于当时契丹尚未建立城镇，所以头下城的出现是比较晚的事情。
　　唐朝末年，日益强大起来的契丹族屡屡南下侵扰汉地，并以俘掠的汉人建置城寨，这些早期的城寨大都隶属于各级军事贵族们，这就是头下城。《辽史·地理志序》在解释头下州的缘起时说：“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也说：“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一般认为，太祖伯父于越王释鲁在祖州附近建置的越王城，是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的一个头下城。《辽史·地理志》曰：“于越王述鲁（即释鲁）西伐党项、吐浑，俘其民放牧于此，因建城。”其时约为九世纪末叶。
　　契丹建国后，宗室、外戚所拥有的头下城，凡由朝廷赐给州、军称号者，便成为头下军州。《辽史》是这样解释头下军州的：“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馀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15]头下军州制度始创于何时，《辽史》中缺乏记载。《辽史·地理志》曰：“川州，长宁军。……太祖弟明王安端置。会同三年，诏为白川州。”《太宗纪》亦云：会同三年（940年）八月戊申，“以安端私城为白川州”。岛田正郎据此认为：“白川州是有明确年代可考的、建置最早的头下军州，头下军州制度的创立恐怕也距此不远。”[16]这种说法今天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17]
　　然而，根据辽代石刻材料所提供的线索来看，头下军州制度的创立远早于太宗会同三年。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陈万墓志》，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年卌，奉大圣皇帝宣命□□从故国舅相公入国。寻授圣旨，除豪刺军使。……年五十五，皇帝知司徒（即陈万）战伐功高，改军为豪州，除司徒为刺史官。”[18]豪州为头下军州，《辽史·地理志》“头下军州”条记载说：“壕州：国舅宰相南征，俘掠汉民，居辽东西安平县故地。”此壕州即豪州之误。[19]据阎万章先生考证，《陈万墓志》所说的“国舅相公”和《辽史·地理志》所说的“国舅宰相”，都是指的述律后弟北府宰相萧阿古只；《辽史·太祖纪》神册二年（917年）三月有“以后弟阿骨只为统军，……东出关略燕赵”的记载，阎万章先生认为陈万可能就是阿古只此次南侵时被俘入辽的，《墓志》所谓“奉大圣皇帝宣命□□从故国舅相公入国”云云，实乃“国舅宰相南征，俘掠汉民”的饰词，此年陈万39岁，与《墓志》所说的40岁稍有出入，许是《墓志》小有差错。[20]根据上引《陈万墓志》可知，陈万在神册二年入辽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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