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以来，西域绿洲国家所承受的匈奴的压力，似乎已经基本解除。当匈奴和汉朝两种外来强大势力，都因自身问题而逐步从西域淡出，西域绿洲国家间势必出现新一轮的纷争和组合。余太山先生关于魏晋时期前来中原进行朝献的西域国家数目虽然不多，却已经代表了西域大部的分析，是比较精当的[55]。这些绿洲大国前来朝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魏晋政府在西域的军事和政治存在。正史中明确记载，魏晋都置戊己校尉于高昌；楼兰晋简显示，西晋置西域长史于楼兰，这多少表明魏晋的西域政策是维持着汉代传统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魏晋时期的中西交通在塔里木盆地东部，究竟是怎样一个状况。《魏略·西戎传》中，南道一仍汉旧，中道即两汉的楼兰道，都不必再述。可是所谓“新道”，到底是指后来的“大海道”，还是指伊吾道呢？首先我们假定《魏略·西戎传》作为曹魏时期史料的可靠性，我认为，澄清这一问题，有必要弄清楚，曹魏时期的伊吾路是否通畅？虽然没有直接的材料说明这一时期伊吾地区的政治归属问题，但有间接的材料告诉我们，伊吾地区处在敌对势力的控制之下。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伊州条：
至魏立伊吾县，晋立伊吾都尉，并寄理敦煌北界，非今之伊州[56]。
魏晋似乎继承了东汉对伊吾地区特别关注的传统，所以在无法控制该地区的情况下，依然设置了地方机构，侨治（寄理）于敦煌北界（应作西北界）[57]。案《晋书·地理志》敦煌郡有伊吾县，惠帝时分置晋昌郡，伊吾属焉。依据《元和郡县图志》，此伊吾仅设都尉，治在敦煌县界。《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注引《魏书》，檀石槐时期，鲜卑“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据此，王国维先生主张这一时期天山东部为鲜卑控制，车师后国已经役属鲜卑，是可以接受的[58]。同理，控制伊吾地区（以山北巴里坤草原为根据地）的势力，我猜想应当是从蒙古中部草原或漠北草原迁来的鲜卑[59]，或来自同一地区的役属于鲜卑的敕勒等族[60]。伊吾路事实上是不通的。那么，《魏略·西戎传》的“新道”不应该是指伊吾路。再说，伊吾路开自东汉，到魏晋已谈不上新。所以，我同意那种认为“新道”是指唐代大海道的观点[61]。
北新道的最大价值，在于缩短了从敦煌到高昌间绕行楼兰的漫长距离，避开了罗布泊以东白龙堆雅丹地区的恶劣环境。但是这条连接高昌与敦煌的捷径，沿途连小型的绿洲也没有，水草供应有限，只适合人数较少的商旅和行使，基本上不能适应大规模的人员运动，《北史》中有一段描述此道艰难的话，极为生动形象[62]。因此，对于魏晋官方来说，既然伊吾路闭塞，那么两汉以来传统的楼兰道，以及经由楼兰道连接高昌的墨山国之路，就是必不可少的要道了。
据王国维先生考证，曹魏与后来的西晋一样，也于楼兰置西域长史[63]。魏晋时期专门负责西域事务的机构一共有两个，即高昌的戊己校尉和楼兰的西域长史。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此外还有一个机构，就是驻屯玉门关的玉门都尉或类似名号的长吏。据《晋书·地理志》，前凉置沙州，其组成部分有所谓三营，即西域都护营、戊己校尉营和玉门大都护营。前凉的玉门大护军，当是承袭魏晋制度，只是我们已经无法知道魏晋时期玉门关有关机构的名称及具体制度了。后来张氏前凉的玉门大护军，据郑炳林先生说是在魏晋玉门县一带[64]，不确，应当在玉门关地区。
按照一般性的推想，玉门关长吏所在的地方要满足以下条件：一，可以屯田，屯田的收成要供应一定数量的军士和往来使节，这就要求有一定的水草和土壤条件；二，在交通要道上，使玉门关机构可以发挥作用；三，在敦煌郡的边界上。依此三个条件，我们认为，当在玉门关外汉代的大煎都候辖境内[65]，其地即今之榆树泉盆地[66]。西汉贰师将军李广利初征大宛失利，回军即屯于此处。这里是西汉以来玉门关外最重要的屯兵之地，魏晋自然也要善加利用。玉门关长吏、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等三营，分别在楼兰、高昌和玉门关外（即榆树泉盆地）。这种军政格局可能早在东汉已经确立，魏晋与前凉不过是继承而已。
魏晋时期以楼兰（西域长史）、高昌（戊己校尉）和大煎都候故址（玉门关长吏）形成品字形布局，扼守西域与中土的交通咽喉，上承东汉，下启前凉。在这个布局中，戊己校尉控守吐鲁番盆地，阻挡天山北部游牧势力的南侵，其军事意义较为突出；西域长史地处中西交通的十字路口，连接南北两路的绿洲国家，其政治意义更为显著；伊吾长吏驻屯玉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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