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领吏”。将之与上引《周丧察举议》中的“王官司徒吏”对照，《魏略》所谓“司徒领吏”无疑就是《周丧察举议》中的“司徒吏”，那么《周丧察举议》中的“王官”，正好就对应着《魏略》中的所谓“郎官”。这与唐人以郎官为“王官”的说法，也正是吻合的。
据《魏略》所记，郎官与司徒吏的数量，在曹魏正始中已多达“二万馀人”，对这样一大批人的存在及其性质、地位，无疑是不能忽略的。这二万馀人，其中约有半数“见在京师”，其馀半数则应分佈在各个州郡。由前述可知，王官、司徒吏有一部份分佈在州郡，但这部分也并不属於“州国之吏”，而是直属中央朝廷的。《晋书》卷四二《王济传》：“出为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王官吏”或许就是“王官司徒吏”，他们直属中央，地方官没有权力对之施加罚责，所以王济便遭到了免官的处分。
除郎官之外，“王官”还包含些什么人，线索非常之少。不过其中似乎还有一些舍人。舍人在秦代类乎高官的宾客侍从，例如追随长信侯嫪毐作乱的人裏就有其舍人；李斯曾为相国吕不韦舍人，并由此而出仕[33]。可见秦时舍人也是入仕途径。汉以後舍人变成了正式职官。《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八”《魏官品》中有“王官舍人”一职，在第九品。《晋书》卷九一《崔游传》：“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为氐池长。”前述“王官”的来源是“州国之贡”，包括孝廉贡举，而崔游恰好就是举孝廉而为“舍人”的。所以我们推测，“王官”可能还包括一些舍人之官。
“王官”的来源除了州郡贡举之外，还包括着赐官。《晋书》卷四七《傅玄传》，傅玄在晋武帝时上奏：
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游手多而亲农者少……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王人赐官冗散无事者，不督使学，则当使耕，无缘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加以服役为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参倍於前。使冗散之官农，而收其租税，家得其实，而天下之谷可以无乏矣……
语中“王人赐官冗散无事者”之“王人赐官”，即是王官，也就是下文的“拜赐不在职者”。赐官之为王官，又见《晋书》卷九十《邓攸传》：“初，祖父殷有赐官，敕攸受之。後太守劝攸去王官，欲举为孝廉。攸曰：先人所赐，不可改也。”前云“有赐官”，後曰“去王官”，可见二者实为一事。举孝廉後一般任为郎中，而“王官”主要也是郎官，邓攸对举孝廉的资历既无兴趣，便觉得这是多此一举。《太平御览》卷二二三引《魏志》：“鍾会……正始中，以赐官郎中为秘书郎。”在魏晋史料中，赐拜郎中、中郎者其例甚多。无论是赐官郎中还是孝廉郎中，都是“坐食百姓”的冗散之官，许多人甚至居家待调，并不在朝。
说“王官”属於散官、不同於职事官，这是正确的；但斥其全为冗散、无所事事，则不过是傅玄的极言之辞。王官并不是全无职事的。《太平御览》五九八“文部·契券”引臧荣绪《晋书》：
诸王官、司徒吏应给职使者，每岁先计偕文书上道五十日，宣敕使使各手书，书定，见破券，诸送迎者所受别郡校数，写朱券为簿集上。
这条材料中虽有些不可确解之处，但王官及司徒吏有“应给职使”的义务，这一点看来是没有疑问的。“每岁先计偕文书上道五十日”，似乎是说，家居的王官司徒吏每年要先於计吏五十日上道赴职；或者是说，排定的王官司徒吏应给职使的番直文簿，应先於计吏之计簿五十日上道送发。从“诸送迎者所受别郡校数”等语推测，王官司徒吏的番直，似乎是以郡为单位来轮换、交接的。
《三国志》卷二四《高柔传》中还有一条“司徒吏”承担职使的材料，不妨录此以为参证：
时制，吏遭大丧者，百日後皆给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丧，後有军事，受敕当行，以疾病为辞。诏怒曰：“汝非曾、闵，何言毁邪？”促收考竟。(高)柔见弘信甚羸劣，奏陈其事，宜加宽贷。帝乃诏曰：“孝哉弘也，其原之。”
可见“司徒吏”在应给职使之时，应该与普通吏员一样，遵守“遭大丧百日後皆给役”的规定。解弘托疾之事至於惊动了皇帝，看来“司徒吏”的身份未必很低。
王官承担的职使，包括一些特定的临时差使，有些看来还不是微末事务。《晋书》卷三九《荀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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