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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北齐“职人”初探──附论魏晋的“王官司徒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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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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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减天下吏员。”这精简州郡吏员之责，并不轻松。《晋书》卷三三《石苞传》：经石苞奏请，晋武帝诏“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将委事任成，垂拱仰办。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属十人，听取王官更练事业者。”这次司徒督察州郡播殖的临时事宜，就从王官中简选了十名“更练事业者”临时充任掾属。
在北朝也能够看到“王官”。从有关材料看，他们往往也是承担了特定差使的人。《魏书》卷四八《高允传》：高允病，孝文帝、文明太后颇加恤慰，“於是遣使备赐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盐醯百有馀品，皆尽时味，及床帐、衣服、茵被、几杖，罗列於庭。王官往还，慰问相属。”此时王官承担了优慰事宜。《魏书》卷二四《张伦传》：孝明帝熙平中蠕蠕遣使来朝，朝议将遣使报之，张伦上表语有“至於王人远役，衔命虏廷，优以匹敌之尊，加之相望之宠，恐徒生虏慢，无益圣朝。”这裏提到“王人”将被委派出使敌国。又如《魏书》卷六二《高道悦传》，高道悦为太子所杀，孝文帝“甚加悲惜，赠散骑常侍、带营州刺史，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诏使者监护丧事”；《北史》卷八一《李铉传》，北齐文宣帝时李铉死，“及还葬，王人将送，儒者荣之。”[34]
北朝王官所担任的那些职事差使，据史料所见，在另一些场合是由东省的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等担任的。我们想二者实为一事，常侍、侍郎等“职人”即是王人或王官。“王官”之名表示其人已“列为帝臣”、受命於朝廷，而“职人”之名，恰好也正是表明其人业已受职（儘管是散职）於朝廷的；魏晋的王官司徒吏有番直的义务和候选的资格，北朝的职人也正有相近的义务和资格。由此我们就看到了制度变迁的雪泥鸿爪。就史料所见，王官的职事中担任使者之事颇多。
附带说，王官与司徒吏二者之间，还是应该进一步加以区别的。其间区别，或许包括王官人数较少、大多地位较高；司徒吏人数众多、大多地位较低。东汉三署郎官数量少时数百人、多时二千馀人，曹魏的王官大概不会比这更多，他们在“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中应该祗是少数，司徒吏在“二万馀人”中应该占到了大部分。东晋初年司徒吏一度曾达到二十馀万。《晋书》卷七一《熊远传》：“及中兴建，（元）帝欲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赐司徒吏，凡二十馀万。”司徒吏虽然要“给职使”，但却可以免除编户所负担的征役[35]，还有选举的资格，所以“赐司徒吏”对投效者构成了优慰。这次“赐司徒吏“，使司徒吏比曹魏正始时的二万馀人，骤然增加了十倍。当然这祗是一时之事。
对“司徒吏”之得名，我们还想作些推测。魏晋司徒府中的左长史，承担着重要的选举责任，例如主持中正品第事宜。“王官”作为候选者，显然是要隶名於司徒府的。从司徒吏与王官并列一点看，他们很可能也是一种官吏候选人，故《周丧察举议》有“今诸王官、司徒吏未尝在职者，其高足成，有一举便登黄散，其次中尚书郎”之言。一部分司徒吏居然有望被选任为“黄散”及中书郎、尚书郎，可见其身份不低。曾有不少论文，徵引“司徒吏”的材料以论魏晋南北朝吏户、吏役，这恐怕相当不妥。
我怀疑，“司徒吏”就是获得了中正品第，因而隶名於司徒府、拥有了任官补吏资格者，也正是因此他们纔被名之为“司徒吏”，从而与州郡掾吏和中央职事官吏区别开来。那么，对司徒吏中有些获得了上品优状的人，在吏部选补时得以高居“黄散”、台郎，就不必感到奇怪了。魏晋实行九品官人之法，士人欲求入仕就必须“求品於乡议”，“无乡邑品第”者是不能任官补吏的。《晋书》卷四五《刘毅传》谓：“今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異邦，或取给殊方，面犹不识，况尽其才力！而中正知与不知，其当品状，採誉於台府，纳毁於流言。”虽然汉代以“郡国”并称，但刘毅所谓“一国之士”的“国”，我以为不是指郡而是指州[36]。一州之内能得到中正品第者的数量，多者约在千人以上。曹魏时有州十三，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其散在诸州者万人上下，这与“一国之士，多者千数”的说法，显然是可以沟通的。世入南北朝，郎署这个机构的候选地位被东西省散官所取代，郎官队伍在萎缩，“司徒吏”的称谓也连带不再见於史传了。
总之，魏晋的王官和北魏北齐的职人，作为一支数量颇大的官员候补队伍，在此期文官体系中具有不容忽略的地位。从结构上看，这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的官吏队伍以候补者与职事官；从功能上看，候补者要承担相番直、差使，从而也构成了王朝政务的有机成分而并非无所事事。这样一种制度，向前可以上溯到汉代的郎署宿卫，向後则流衍为唐代的文武散官候选番上於吏部、兵部的制度。以往学者对此论述不多，故做此文加以初探，期望有抛砖引玉之效。
[1]例如，《魏书》卷九《肃宗孝明帝纪 << 上一页 [11] [12] [13] [1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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