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议曰：“震以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贡，而後升在王廷。策名委质，列为帝臣，选任唯命，义不得辞，故遭周丧得从公夺之制，周则迫命俯就。至於州郡之吏，未与王官同体。其举也，以孝顺为名，以廉让为务，在不制之限，於时可得固让，於宜可得不行，况兼周丧焉，可许乎？据情责实，於义不通。苟居容退之地，虽小必让；苟在不嫌之域，虽大不辞。是黄散可受，而孝廉可拒也。故孝在得申之位，动则见恕。是以州国之[吏]与王官不同之理，在乎此矣。……”

 士人是否应该因周丧而辞孝廉，这在当时引起了讨论。震的意见是应该避周丧。他认为朝臣已经受命於君，故“选任唯命，义不得辞”；孝廉则来自州郡吏民，既不是朝官，又因“孝廉”之名而得选拔，理应与朝臣有别，以避周丧、辞察举为宜。
 　　这个讨论本身不必过於纠缠，我们所关心的是这裏所涉及的“王官、司徒吏”。从震之所论中能够看到，这些人因其已“升在王廷，策名委质，列为帝臣”，而与“州国之吏”有異。不过他们又不是职事官，因为震之所论中又有“宜依据经礼，分别州国之吏与散官不同”一句，在这裏与“州国之吏”相对的又是“散官”了。无疑，这“散官”就是上文的“王官、司徒吏”。震之奏议有云：“今诸王官、司徒吏未尝在职者（“者”疑作“时”），其高足成，有一举便登黄散，其次中尚书郎。……”这“王官、司徒吏”中颇有“未尝在职”者，正与“散官”的特徵相合。但他们又可以得到选举的机会，甚至可以“一举便登黄散”，被选任为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或“中尚书郎”（疑指“中书郎、尚书郎”）。至於“王官”的来源，“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贡”，他们最初也是来自州郡的，经历过州郡选贡这一选官环节。看来，“王官”应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官吏，而非一般意义的朝廷官员。
 　　按“王官”本是古语。《左传》定公元年：“若复旧职，将承王官”，指天子之官，与诸侯之官相对。春秋时“王官”又称“王人”。《春秋》庄公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卫”；杜预注：“王人，王之微官也。”魏晋的“王官”也称“王人”，详後。杜预是晋人，他所在时代的“王官”、“王人”等语，当然也不是指大臣，而应是较低的“微官”。中央派出的使者是代表朝廷的，因而出朝前往州郡或外国的使者常被称为“王官”；同时在魏晋时，“王官”还是一个特称。
 　　唐人把汉代郎官称作“王官”。《通典》卷十八“选举六”《杂议论》：

 　　汉代所贡，乃王官耳。凡汉郡国，每岁贡士，皆拜为郎，分居三署，储才待诏，无有常职，故初至必试其艺业，而观其能否。至於郡国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职，何尝宾贡，亦不试练。

 这段话中类似《周丧察举议》的一点，是其恰好也以“王官”与“郡国僚吏”对比，并且还揭著了汉代三署郎即是“王官”的看法。
 　　汉代郎官来源之一，是郡国所贡孝廉，他们“无有常职”而在三署候选。魏晋郎官仍是如此，不过此期郎中已无宿卫之责，成了所谓“散郎”，这是与汉不同的。《通典》卷二三“职官五”引《华谭集·尚书二曹论》记刘道贞语云：“今吏部非为能刊虚名、举沉朴者，故录以成人，位处三署，选曹探乡论而用之耳，无烦乎聪明。”是晋代仍然从郎官中选拔官员。《晋书》卷五五《夏侯湛传》：“泰始中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调，乃作《抵疑》以自广，其辞曰：……而官不过散郎，举不过贤良。”是西晋郎官已成“散郎”，具有储才待调的性质；而郎官的这种性质，与《周丧察举议》所见“王官”的情况──来自州郡贡举，属散官而待选举者──正相吻合。《晋书》卷四十《杨骏传》：“少以王官为高陆令。”杨骏初仕的“王官”应即郎官，他经过待调阶段又得补为县令。魏晋以郎官起家者甚多，兹不备举。
 　　《三国志》卷十三《王肃传》注引《魏略》：

 　　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虽复分佈，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馀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

 曹魏朝廷的官吏队伍中，除了公卿以下四百馀人之外，还有一大批“郎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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