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督、员外司马督等；东省可以说就是集书省，其官员有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给事中、奉朝请等。东西二省一文一武，正有相对之势。郭祚为之“定职人迁转由状”的“职人”，我想就是这样一批人。
这裏也许会遇到两个疑问。首先，说东西省官是职人，这与方纔的论断──北齐与百官相对的“九州职人”是军号拥有者──岂不矛盾了么？对这一点，请注意前述“内外职人”一语的“内外”二字。“九州职人”祗是“内外职人”中居“外”的那一部分。[13]至於京师之“内”，还有另一类由东西省文武闲官构成的职人，也就是郭祚加以考课的那些人。军号是散阶，而东西省上述官位也都是散官，而且还在不断地虚衔化。尤其有必要提示，东西省官中还有大量的“员外”部分[14]，它们的虚衔化更快一些。并且，北魏後期日益泛滥的军号与散官“双授”现象，对散官的“阶官化”曾经起到过重要促进作用，而“双授”时加授的散号，有不少就是东西省官号，就是说东西省官号还大量地用作加官。西魏在创製文散阶序列时，所用名号除了诸大夫外，大多取自东西省官名。[15]这都反映了东西省散官、尤其是其中的“员外”部分和用作加官的部分，正在阶官化和虚衔化的进程上迅速推进。魏齐的军号构成了本阶，并在唐代发展为武散阶；而东西省诸官，则与文散阶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係，是文散阶的来源之一。了解了东西省散官（尤其是其中的员外和加官部分）与军号的性质相近之处，对二者同属“职人”一点，就不必奇怪了。
其次可能生发的疑问是，东西省诸官既然属於散官而不是职事官，那么为什么会有考课之事呢？我们的回答是，散官虽然不属於职事官，却并不是没有职事。据《魏书》卷二一上《高阳王雍传》，世宗宣武帝“行考陟之法”，高阳王元雍对其中有关散官（以及禁卫）的一些规定提出異议：
窃惟三载考绩，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阶；散官上第者，四载登一级。闲冗之官，本非虚置，或以贤能而进，或因累勤而举。如其无能，不应忝兹高选。既其以能进之朝伍，或任官外戍，远使绝域，催督逋悬，察检州镇，皆是散官，以充剧使。及於考陟，排同闲伍。检散官之人，非才皆劣；称事之辈，未必悉贤。而考闲以多年，课烦以少岁，上乖天泽之均，下生不等之苦。
……又寻考级之奏，委於任事之手；涉议科勤，绝於散官之笔。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勤之能，散辈者独绝披衿之所。……又散官在直，一玷成尤；衔使愆失，差毫即坐。徽纆所逮，未以事闲优之；节庆之赉，不以禄微加赏。罪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机，推年不等。……
由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郭祚要“定职人迁转由状”，对东西省散官进行考课了。散官虽是“闲冗之官”，但正如元雍所论，北魏散官是要番直当差的，即其所谓的“散官在直”；他们还要承担“任官外戍，远使绝域，催督逋悬，察检州镇”等等。在元雍看来这相当辛苦，但王朝待遇却过於苛刻。散官的俸禄相当微薄，节庆赏赉又没有他们的份儿；尤其是考课时“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阶；散官上第者，四载登一级”[16]。元雍认为这并不公平。
不过鸣不平祗是元雍的一己之见。《魏书》卷五九《萧宝夤传》所载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萧宝夤上表，就颇不同於元雍的论调：
又勤恤人隐，咸归守令，厥任非轻，所责实重。然及其考课，悉以六载为程，既而限满代还，复经六年而叙。是则岁周十二，始得一阶。於东西两省文武闲职、公府散佐、无事冗官，或数旬方应一直，或朔望止於暂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为限。是则一纪之中，便登三级。彼以实劳剧任，而迁贵之路至难；此以散位虚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悬，令厚薄之如是！……况乎亲非胏腑，才乖秀逸；或充单介之使，始无汗马之劳；或说兴利之规，终惭十一之润。皆虚张无功，妄指赢益，坐获数阶之官，藉成通显之贵……
与元雍强调散官的辛苦相反，萧宝夤攻击东西省官员不过是散位虚名，较之地方守令，他们四年便得一阶已是过份优待了。元氏与萧氏彼此矛盾的说法，正反映了东西省散官的特殊性。不过萧宝夤的话依然表明，东西两省散官依例是要番直的，儘管可能有时是“数旬方应一直”；还要承担临时差使(“或充单介之使”)，还有讽谏议论的责任（“或说兴利之规”)。
东西二省有如汉代郎署。汉代有光禄勋主持郎官的选拔升迁，其选拔标准除了德才之外，大概也会把勤务（如更直宿卫或特殊差使等）考虑在内。魏齐东西省职人的迁转，显然也是与番直、出使等勤务相关的，所以王朝对他们也加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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