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为之编製“职人迁转由状”[17]。
在上一节我们曾经论定，在冯太后葬礼上的“中散”和散骑常侍就居于“内外职人”之列。这散骑常侍就是东省散官。“中散”之类属于“职人”，东西省散官亦属于“职人”，这二者间其实是有密切关係的。北魏前期“中散”数量颇多、种类繁杂，他们属于内省散官，但也承担着各种差使，并构成了贵族子弟的初仕之位。宫崎市定认为内三郎、猎郎、中散、内侍等乃侍从之职，是北魏特有的起家官，王朝根据其才能和功劳从中选拔官僚，因而与汉代郎官相近。[18]这个看法很有见地。郑钦仁先生也以“中散”比拟汉代郎官：“汉代的郎官是属于散官，散官是指无印绶不治事的官。所谓不治事並非无所事事，……散官并非不重要，有贮才备用、不时可以调遣任用；在官制之应用上，具有弹性。……中散之性格，如汉代之郎官，在禁中服务，有的分遣到各机构服务，则为秘书中散、太卜中散等。”中散在内廷承担着各种差使，时或得参机密；经常被派到某官署当差，例如专典秘阁图书。察检州郡，尤为中散之重要职责。例如尧喧在高宗时以中散奉使齐州，检平原镇将及长史贪暴事；源奂以中散前後检察州镇十餘所；中散李真出使幽州，採访牧守政绩；南安王桢有贪暴之名，遣中散闾文祖诣长安察之；等等。[19]
太和十九年以后，“中散”一职随新《职令》的颁佈而被废止，但由散官承担差使的惯例却仍在继续。前曾引及，高阳王元雍强调“或任官外戍，远使绝域，催督逋悬，察检州镇，皆是散官，以充剧使”，而东西省散官的这个职责，与郑钦仁所揭示的中散每每奉使检察地方官吏等情况，显然是相通的。又如有些中散典图书诏令，而东省散官也有每每类似责任；中散是起家待调之官，而东西省散官也正是如此。可见，中散与东西省散官，在性质、特点上一脉相承；中散被废止之后，东西省散官作为替代物发挥着类似的作用。我们已推定中散属于“职人”，那么两相参照之後，论定郭祚所定“职人迁转由状”时所针对的就是东西省散官，就有了更为强硬的理由。
隋唐制度多源於北朝者。如果进一步把唐代散官番直制度也纳入视野，问题就更清晰了。唐代初仕者首先获得的也是散阶，且也被称为“出身”。[20]文武散官四品以下，依制都要前往吏部及兵部番上，武散官以远近为八番，三月一上。[21]史载：“朝议郎已下，黄衣执笏，於吏部分番上下承使及亲驱使，甚为猥贱。每当上之时，至有为主事令史守扃钥、执鞭帽者。两番已上，则随番许简，通时务者始令参选。一登职事已後，虽官有代满，即不复番上。”[22]这种制度，似乎就可以溯及汉代的郎官宿卫，北朝东西省的职人番直。隋文帝开皇六年(586年)废止了东西省，同时设置了散官“八郎八尉”[23]以取代之，这个序列构成魏齐到隋唐的阶官发展环节之一。其时规定“八郎八尉”也要“番直”及“出使监检”，这一点明明承自魏齐的东西省官的番直及差使职责；同时这些郎、尉，又分别构成了唐代的正六品以下的文散阶和武散阶及其番上制度的来源。
三、职人的纳资问题
唐代散官在获得简选资格，有时不必番上，而代之以纳资。[24]这种“输资”纔能获得简选资格的制度，十分奇特且於古无徵，在汉晋南朝制度中看不到太多痕跡。
不过，一个制度总不会凭空产生。北魏的职人如果想进一步提高阶品和获得实官的话，就必须为王朝作出进一步的贡献，如番上轮直、从军立功、承担临时差使等等，此外就包括着在必要时提供资财。前引《魏书·孝庄帝纪》建义二年“诏职人及民出马优阶各有差”，是为一例，这是要求职人为王朝提供马匹，而不是亲身从征。又前引《魏书·食货志》庄帝令“职人输七百石，赏一大阶，授以实官”，又为一例。让职人纳资或许是临时措施，但也有可能是经常性的。[25]唐代的散官纳资之法，似乎是骤然出现在文官制度史上的，但它也可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或许就来自北朝的职人制度。
《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元澄传》载有孝明帝时元澄的一份奏疏，涉及了职人：
澄奏：“都城府寺犹未周悉，今军旅初宁，无宜发众，请取诸职人及司州郡县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赎之物，绢一匹，输砖二百，以渐修造。”诏从之。太傅、清河王怿表奏其事，遂寝不行。
据这段材料，都城府寺的修建在“无宜发众”的情况下，元澄建议“取诸职人”，并利用罪犯的收赎。罪犯赎资每绢一匹改为“输砖二百”，将之储备起来“以渐修造”，待时机成熟再图动工。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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